《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   许宏   山西人民出版社

　　考古队长许宏生动回顾二十年田野亲历

　　缜密破解重大考古“悬案”的是是非非

　　◎一枚小小的丁公陶片，何以掀起轩然大波？

　　◎二里头宫城的发现不是挖出来的，而是“想”出来的？

　　◎二里头“1 号大墓”是真是假？

　　◎“超级国宝”绿松石龙的现身如何一波三折？

　　◎“绿松石小兽”究竟是哪朝遗物？

　　◎传说中的“尸乡沟”如何进入正式的遗址名称？

　　◎武威铜奔马被断代为东汉是否准确？

　　◎西晋墓里出现金属铝，这可能吗？

　　本书隐含着一位资深考古人的学科反思：考古，需不需要有想象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运用想象力？假如没有想象力，很多考古发现便无从谈起；然而，过度解读甚至误读，又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该如何与无言的地下遗迹进行对话？这不仅依托于文物的发现，考古学家自身的专业敏感与推理能力也很重要。书中追述了几场重大考古事件的始末，不仅以亲历者的视角，呈现出考古现场的复杂性和魅力，也对几则著名的考古“悬案”重新展开考察，以专业者的慎思明辨澄清了其中的是是非非，提炼出极具启发性的学术思考。

　　借助考古学家的目光与思维，可以近距离体验古代文明的揭秘历程，深入了解中国考古学人的求索之路。

　　作者简介：

　　许宏，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面向公众的著作有《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东亚青铜潮》等。

　　我对这本小书的定位是，用讲故事的方式书写学术史。

　　所谓“纪事本末”，就是希望把一些考古发现及其论争探索过程，述而不作地娓娓道来，热闹之外，得让诸位看出点儿门道来。——许宏

《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   许宏   山西人民出版社

　　考古人的发现与推理

　　1992年元旦翌日，初出茅庐的年轻考古人许宏遇上一桩大发现，并因此卷入到一个著名的考古谜案中。这个大发现是，在距今约4000年的一块陶片上，有11个复杂的刻痕。是文字吗？若是，中国文字出现的时间就要大大提前。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件事很快引发争议，一时难下定论。

　　考古学家的工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侦探，当他们到达现场，这里只有错综复杂的遗迹和不甚明朗的谜团；他们需要知道如何处理遗迹，如何找到证据，并推测出曾经发生的事实。如果以最精炼的语言概括考古学家在做的事，那么诚如这个书名所言——《发现与推理》。

　　这本书出自“最早的中国”——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长许宏教授之手，他以讲故事的方式，暗中围绕“发现”与“推理”两条线来写，勾勒出一幅色彩纷呈、层次丰富的画卷。换言之，作者展现了这两个词的丰富内涵，串接起考古知识、考古同人、考古悬案、学科变迁的方方面面。“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而作者的目的，是让广大读者也能“热闹之外，看出点儿门道来”。

　　丁公陶片的字符之谜

　　回到本文开头的那枚陶片，它出自丁公遗址。该遗址在龙山时代延续时间较长，距今约4300~3800年。陶片遭到质疑的关键点即在于发现环节。作为亲历者之一，作者在书中详细回顾了整个发掘过程，这为考察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背景。

　　作者生动晓畅的文字令人身临其境，仿佛亲眼看到那支考古队是如何着手一步步工作的。探方、探沟、铲探、给号……这些考古术语被还原为具体的考古活动，如历历在目。“H1235”这个工作坑，是作者负责编号的，坑中出土了上千枚陶器残片，带有11个刻符的那块陶片便混居其中。它大致呈梯形，长约4~7厘米，宽约3厘米，小得足可以握在手中。

　　在考古发掘现场，是没法把如此大量的陶片一一清理干净的。除比较完整的器物外，一般的陶片都按照处理流程集中装袋，送进室内慢慢整理。这完全符合田野考古的操作规程。然而，争议即纠缠在这里，因为带有字符的陶片是在室内被发现的，而不是在第一现场，这给它的身份蒙上了尴尬的阴影。有学者提出，由于陶片在坑中的位置不明，因此就失去了确切的地层关系，无法保证不是外来之物混入。甚至有人臆断是考古队的造假行为。

　　“遗憾的是考古学的对象本来就是残缺不全的，田野工作又有很大的随机性”。那么该怎样妥善处理这个看似“无法弥补”的一环呢？这也是对文物继续做出推理的关键一步。作者及其同人在发现陶片后，立即展开审慎的复核，确认同坑出土的陶片没有晚于龙山时代的；继而请专家亲临察验，并根据专家意见，对字符陶片所在的考古坑进行扩大搜寻，结果仍是没有龙山文化之外的混入物；随后，他们又聘请数十位考古及古文字学专家鉴定陶片，专家们一致认可其价值。经过层层严密的把关，时间已过去近一年，他们才正式公布这个发现。

　　在遭到质疑甚至是恶意揣测之后，作者等当事人没有写过反驳文章，这是因为他们秉持考古人的准则：“实事求是，忠实记录，慎于演绎”。在丁公陶片尚属孤证的情况下，他们的态度是：“孤证不立，与其驳难辩解，匆忙定论，不如把它放一放，作为今后工作的一个线索和提示。”

　　后来，随着其他遗址同属龙山时代的文字被发现，龙山时代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是中国文字正式形成的时期，丁公陶片也不再是孤例了。

　　二里头都邑的面目之谜

　　作者是在1999年接掌二里头考古工作的，此前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已持续40年。如今我们知道，二里头遗址有“最早的中国”之称，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能够表征“广域王权国家”的大型都邑；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它的整体面目却一直模糊不清。由于已发现的建筑基址在布局上显得无有章法，看不出规划性，有学者甚至认为它根本不是都邑，而是一处大的祭祀中心。可是，二里头又分明已出土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群、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铸铜作坊，以及若干贵族墓葬，它理应具备王都的身份。

　　“规划性，是政治性城市的特质所在”。所谓规划性，就体现在道路、城圈等设施上。问题是该如何发现它们呢？考古人总说发掘工作像愚公移山，“整个遗址如果是一张纸，每次的发掘就像在纸上扎洞”。倘若漫无头绪去寻找二里头的规划特征，恐怕难乎其难。

　　“考古学家最主要的工作是发掘，发掘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野外工作中对古代遗存的直接发掘；一种则是在前人已有的成果中进行‘再发掘’，发现那些对今后工作有益的线索。”二里头东侧的一条南北向大道，就是作者从前人成果里“再发掘”出来的，它沉潜在1976年的发掘记录之中，当年追探工作进行到200余米时因故暂停。就在重启这条路的发掘过程中，作者听说有老乡家地里小麦长势不好，他凭借考古经验知有异常，便派人钻探，因此发现了北侧东西向的一条大道。这条大道与此前发现的南北向大道垂直相交，竟然构成中国最早的大十字路口，并且把遗址东侧的建筑基址群围在其中。局面顿时明朗起来，可想而知，在对称的方向上，应该也有两条大道，这四条道圈起了宫殿区的范围。后来的发掘工作证实了这一点。

　　宫城城墙的发现更具“传奇”色彩，它在发掘之前，就已被作者预先想到了。这还是东侧大道的发现带来的启发。由于该大道紧邻遗址东部的一座宫殿，两者之间再无安置城墙的空间，而作者依据其多年研究古代城址建立起的理论观念，相信宫殿区不应没有圈围设施，于是推测这座宫殿的东墙也就是宫城城墙的一部分。在这个思路之下，大大缩小了搜查范围，考古队将宫殿的东北角和东南角分别解剖查看，果然墙体往南北两端延伸出去了。然后就是“顺藤摸瓜”，到2004年春天，“一座总面积达10.8万平方米的宫城被揭露了出来……形制布局与后世宫城最为接近，虽然面积仅是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左右，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作者不禁感慨，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说过一句话，非常有道理，大意是：在考古工作中，你只有想到了什么，才能遇到什么。

　　偃师商城的身份之谜

　　偃师商城的发现很有典型性，它是借着配合现代基础设施选址的契机，而得见天日的。此地属洛阳盆地，文物荟萃，首阳山发电厂经过两次挪移，才定下建厂厂址：第一次是给西晋帝陵区让道，第二次便是因为误打误撞遇上这座商代大城。

　　其实在此之前，已有多位考古学家与偃师商城擦肩而过，差点就发现了它。首先是徐旭生先生，他精通古代典籍，曾根据文献中的线索，于1959年到偃师踏查“夏墟”，当时即从埋藏于地下的偃师商城南部穿过。结果他没有发现“夏墟”，却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后来还有赵芝荃先生，他在担任第一任二里头考古队长期间，来此处考察过。偃师商城位于二里头遗址的东北方向，两地隔洛河相望。

　　从老一辈考古学家的身上，体现出的是“证经补史”的学术范式，甚至他们以此为学术理想。仿佛考古除非有补于文献、能佐证文献，才特别显出价值。这种倾向尤其反映在信史稀缺的夏商周考古领域里。偃师商城现身后，围绕其身份展开的激烈争论，依然是这种学术思维的余音。有学者说它是商汤之都，而其中大部分人在偃师商城出现以前，曾认为二里头是商汤之都；还有学者认为郑州商城才是商汤之都。指认偃师商城为商汤之都的主要证据之一，是史书上对偃师有“尸乡，殷汤所都”的记载，而城址中部恰好被一条低洼地带横穿，当地人称之为“尸乡沟”。然而作者经过仔细的追溯，发现“尸乡沟”是“石羊沟”音近之讹，而那条低洼地带，应是汉魏时期人工开凿运河的遗迹。

　　进入1990年代，考古学学科开始发生转型，即从“证经补史”的王统考古转为全方位的社会考古。在这个背景下，1996年对偃师商城的考古工作加大力度，以期尽快提升到新的高度，作者也因此参与进来。对偃师商城的定位问题，作者的态度是，应避免脱离事实的观点先行，而是要立足考古发现，这是推理和讨论的基础。思路转换之后，就会发现一些以前疏忽的现象，比如城址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城墙宽厚而城门极窄，内部就像逼仄的胡同一样，这与王城并不匹配，而是“该城注重防御的军事色彩浓厚的标志”。

　　以同样的思路，作者主持二里头遗址考古20年，在其任上有诸多重要的发现，却始终没有贸然做“一刀切”的断代，更不会进行“对号入座”的联想。但这并不影响他做出种种极具启发性的推理，在此基础上得出二里头是中国古代“广域王权国家”形成的表征这个明确推论。

　　书中围绕“发现”与“推理”，还有很多既有趣又深入的讨论。其中包括实践层面的生动记录，也包括思想层面的学理升华；既有作者对其从业经历的一个完整回顾，又有跳出自身的对中国考古学史的个案梳理；它可谓一本有温度的考古纪事，也是一部为大众开启考古之门的佳作。（闫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