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创作和翻译都是一种献身

导语

“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

你的嘴角更加缄默,那是

  

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

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

为了获得,而放弃

为了生,你要求自己去死,彻底地死”

——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

王家新的诗歌生涯已经持续整整30年。

从70年代末,王家新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的那一刻起,他便与诗歌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段心神俱醉的交流,让他在属于诗歌狂热期的80年代,有了最初的锻炼及成长。此后,他洗尽“黄金时代”在身上所印记下的稚嫩与尘埃,回归精神的渊薮,将诗歌写作与诗歌翻译,指向了更远的方向。

正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言:“王家新属于少数一批坚持下来的诗人之一,他从来没有让步退缩。他的诗能够代表80年代和90年代的诗歌创作。从他的诗中,读者可以直接进入他的个人生活,同时可以看到诗人从困境中带来了多少生命。”

当繁华褪去,诗歌的本色渐渐显露。作为诗坛中的修行人,王家新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清醒,并与之存有距离。在诗歌的韵律间,他轻轻叩响历史,填补诗意,在纯粹的个体中,对生命回应以温柔的关照。

“我的生活教会我,不能摆脱历史”

新浪读书:你在诗歌《反向•斜坡》中写道:“从那里,我才看到了我自己的童年,一个独自在麦浪中隐现的孩子。 ”你曾经分享过自己的童年经历,是一段比较孤独的成长,这是否影响到你的诗歌创作?

王家新:挺有意思,你想到这样一个诗歌片段。它大概是90年代初期写下的,当然,现在来看,它依然是有效的。

这个诗片断的题目叫“斜坡”。我从小常从麦浪中走过,但写这首诗时,我想“走出自己”,而且站在一个更高的点上,回头来看人生。整个创作有两点,第一是立足于个人经验,这也是任何创作的起点。另外,要同我们的经验拉开距离,有一种更高层面的关照,这样才能处理和把握自己的经验,把它展示给诗歌。

王家新

对我来说,这首诗所写的童年,是一个永恒的童年,即使遭遇过不幸。每个人都会怀念自己的童年,但我不想同一般人那样怀念,我想把个人的经验和成长,放在一个更开阔的历史视野中来观照和处理。诗人布莱克有“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的划分,人们倾向于按时间顺序来理解,首先是天真,然后是走向“经验之歌”。但我所取的视角是“反向”的,我们只有经历得足够多,才有可能重返天真的王国,即看到那个“独自在麦浪中隐现的孩子”。

我强调个人经验的重要性,也探讨过“个人写作”,赞赏那种“展现生命独一无二性”的写作。但我的生活也教给我,作为一个诗人我们不能摆脱历史,那种中国式的语境,时间、空间,等等。你所经历的一切,都在影响你,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制约甚至决定了你的写作。我倾向于把个人经验放在这样具体的历史空间和物质环境中处理,当然也要超越它,从一个更高的点上来反观它。我所说的历史意识,也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斜坡”。

新浪读书:吴晓东评价你“堪称是一部中国诗坛的启示录”。有人认为,你的诗歌和随笔富有思想性和个人精神印记,你觉得“个人精神”在写诗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王家新:判断一个诗人,就是看他能否以独一无二的,富有个性的,也是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来处理个人经验和情感。我们不可能脱离自身来从事写作,一定要有个人生活经验的血肉,如果脱离了,容易坠入人们所说的“假大空”之中。但是我们还不能满足于这一点,还要通过写作打开一个生命自身的世界。诗人,如按曼德尔施塔姆所说,不是“意象的制造商”,他要通过写作认识自己和自身的命运,就“中国语境”来说,多少年来,我还要通过写作带来一种精神性的、富有思想张力的语言。我们也必须回答这个时代给我们提出的种种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最终就无法用艺术的借口来掩饰我们这一代人的失败。

新浪读书:作为访问作家,旅居国外的这段经历,对你有怎样的启发?

王家新:我很感谢这段经历。我在英国的时候,曾和在荷兰莱顿大学的多多在电话中谈到这一点,多多讲,还是出来好,比在国内当一个“土鳖”强。从我的亲身经验而言,出去和不出去,就写作而言,确实不大一样。

首先,这段经历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这不像简单的旅游,第一次出国,我在英国和欧洲生活了两年,因为是第一次出国,东西方文化的冲撞,让我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也打开了一个更内在、更激荡的自我。

另外,体验到人类生活及其语言文化的丰富性及差异性。布罗茨基谈流亡,有一句话对我印象很深,他说:“它把诗人不是置于个人的妒忌和野心中,而是置于宇宙的无穷中来讲话。”他认为,这是流亡作家可以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我感谢命运让我上了这样一课,学会了把个人置于人类生活的多样性中,甚至宇宙的无穷中讲话,它真正打开了这样一个境界。

我后来的长诗《回答》,也是在斯图加特山上的一个古堡写的。有人认为它是我的最重要的作品,它主要写的也是我在国内那么多年的生活,但是,也只有在那个德国古堡的山上,我才有可能“摘下面具”,向我自己的命运“致礼”。

“我们必须向前走,不可能停留在80年代”
青年王家新

王家新,1992年

新浪读书:作为80年代诗歌群体中的一员,“80年代写作”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王家新:我是77届大学生,文革之后上大学,一上大学正式投入写作,经过了轰轰烈烈的80年代诗歌运动。80年代是一个富有诗歌冲动的年代、饥饿的年代、燃烧的年代,有一种诗歌的氛围和精神。80年代我们经历的一切,包括诗歌的准备和训练,对90年以后的写作也是有效的。

我多次说过80年代是我的学徒期,你必须经过那样一个训练,那样一种经验的成长,然后在80年代末期个人命运压力下,才有可能重新发出更真实有力、也更属于你自己的声音。所以我很看重那个阶段,现在二、三十年过去了,如今回头看80年代末90年代初,依然对我具有某种分水岭的重要意义。

新浪读书:80年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此前有一篇报道,作者把80年代的诗歌群体形容为一个江湖:大家聚在一起,互相报一下名字,说一句“我是诗人”,就可以坐下来吃饭聊天。

王家新:你说的这篇文章,我不太熟悉。80年代确实出现了很多诗人,甚至很多人,即使不写诗,也对诗歌很关注。那是一个充满诗歌热情的年代。我们经历过文革那样一个荒谬、荒凉的年代,碰上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启蒙,一种被压抑的巨大精神冲动及诗歌创造力被唤醒了。

但是,我觉得一代人要走向成熟,真正写出更有份量,更有独创性,更为了不起的作品,还有待于以后,即90年代以后。今天看来,80年代的一些作品就不够成熟,有些苍白,学生腔,甚至幼稚,但它们也代表了那个年代一些可爱的气息。青春总是一次性的,如今再想写那样幼稚的诗,恐怕也写不出来了。但从中国诗歌的发展而言,我们必须向前走,不可能停留在80年代。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只能严格要求自己,要不断深化、拓展、刷新自己的写作。我写作这么久了,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啊。去年以来我写了《这条街》及组诗《旁注之诗》等,在艺术上即是这样来努力的。我不爱什么“先锋派”这样的字眼,但诗歌总要给读者一种“新鲜感”或新颖之感,这包括写作方式上的,思想、语言、经验上的,等等,这是诗歌的一个本质特点。在任何语言文化中,诗歌都是一种创新性的力量,这是小说所不能提供的。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深化自己的写作,不断拓展自己的写作,不断刷新自己的写作,我写作这么久,不能重复,不能吃老本,要试图给读者“新鲜感”,包括诗歌写作方式上的思想、语言、经验等等,这是诗歌的一个特点,是小说所不能提供的。

“诗人本身就携带译者,我把它化为实践”

新浪读书:你曾翻译策兰、翻译辛波斯卡,翻译茨维塔耶娃,但您似乎更钟情于帕斯捷尔纳克,甚至在80年代末引发了“帕斯捷尔纳克热”,可以这样理解吗,你翻译过的这些诗人,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王家新:有的评论也说,近几年我转向了翻译,但实际上,这是有自身逻辑的,是自然而然的,不是什么突然的转向。其实,诗人自身就携带着一个译者,我后来把它化成了实践。

我们这代人一开始就接受西方文学,上大学时,我第一次读到袁可嘉翻译的叶芝,冯至翻译的里尔克,穆旦翻译的奥登,从他们的翻译中,我们真正经受了一场现代主义的洗礼。从那以后,我对翻译也就产生了兴趣,在80年代后期,我第一次翻译,翻译的是美国诗人默温,90年代初期则发现了策兰。

诗人译者和一般的学者译者不一样,学者译者什么都可以翻译,一般是出版社约稿或者做研究用。但是诗人译诗,翻译的一定是他热爱和高度认同的诗人,因为他并不是靠翻译来吃饭,或为了“评职称”。我翻译策兰时,很少有人知道策兰,也没有人意识到他的重要性。我翻译策兰,更不是为了它会给我带来什么,我翻译他了那么多年甚至没有想到要发表或出版,只到十年后有出版人找上门来。我之所以翻译是因为我必须翻译。这是一种亲人间的高度认同,也是一种对自我的辨认,甚至可以说,在我翻译策兰之前,在我身上就有一个策兰存在,不然也不会找到策兰这样一个诗人。

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

你说到帕斯捷尔纳克,他比较符合我个人的精神性格及审美气质,我写作的一些指向,尤其在90年代初,可以说更亲近帕斯捷尔纳克。但一个诗人的世界实际上是很丰富的,杜甫说“转益多师是汝师”,帕斯捷尔纳克是我的某一个方面,但它不可能等同于我的全部,策兰也是,属于我的某个方面,虽然在翻译时他几乎占据了我的全部存在。

包括我翻译曼德尔施塔姆。早年我读一些译文,没有读进去他的诗,但是后来我认真读了他的英译,便一下子进入了他的世界。所以,我发现曼德尔施塔姆比较晚,但后来一旦进入,我便非常惊讶于这种相遇的喜悦,那种幸福和喜悦真是难以言说。可以说,翻译曼德尔施塔姆,这是我一生所做的最重要工作之一。

去年我翻译出版了《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我的写作在一般人看来是比较凝重的,洛尔迦的诗却很轻盈,更具有音乐性,所以在翻译时,我不仅注重诗的精确性和意象的创造,通过翻译洛尔迦,我也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诗歌的音乐性,诗歌的韵律,等等,如果不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尝试,作为一个诗人而言,在艺术上就是不完全的。说到底,纵然在艺术风格上很不一样,但洛尔迦对我而言却是一个“内在的他者”。也许在以后的写作中,我会将它们体现出来。

新浪读书:有人认为,翻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翻译者本身要会写诗,你同意吗?

王家新:当然。在西方也有一个传统,诗歌翻译“必须经过诗人之手。”这里所指的“诗人”并非一定要写过诗,出版过诗集。但是翻译诗歌,必须要有一颗诗心,要对诗歌有敏感性,还要有语言的功底和创造力。

诗歌翻译不仅仅要求精通外语,有些学者外语很好,但他无法理解原诗。如果只根据字面直译,译作可能是非常荒谬的。只有“心有灵犀”,才能和原诗达成更深的默契。

另外,诗歌翻译也需要有艺术上的卓越能力。不单是把原诗翻译成中文,还要把一首诗变成另一首诗,而且是无愧于原作的好诗。这意味着,译者必须要有能力替原作诗人在汉语中写诗,甚至要有能力使原作中“纯语言”的种子得以成长、成熟。

新浪读书:前几年,冯唐翻译的《飞鸟集》在社会上引发巨大争议。你认为,优秀的诗歌翻译需要具备哪些元素,如何才能达到“信雅达”的境界?

王家新:冯唐的翻译,是出自他的个人兴趣,我不作评价,从诗歌翻译更专业的角度而言,我觉得也不必当真。他就是玩票嘛,当然,他有这种对诗歌的热情,也挺可爱。

投身诗歌翻译,不仅要有长久的翻译经验、诗歌技艺、语言功力,还要有献身精神。像穆旦,可以说就是一个圣徒,他把对文学全部的爱,甚至个人的受难一生都放在了翻译上了,所以他的翻译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力量。他翻译的奥登的《悼念叶芝》,会让人流泪,一般人是很难达到这种翻译境界的。

王家新与顾彬

最近我读顾彬的文章,他现在过70岁了,他说在德国做翻译的人都集中于50岁到80岁之间,他说:“翻译需要经验,自己现在才学会了翻译,重看早些年的翻译,觉得需要重译。”他这么一个著名翻译家说的很谦卑,但我完全认同。翻译需要经验,这和写诗有差异,诗歌写作存在天才,比如海子,在短短几年就把他的诗歌推向一个极致。但是,翻译需要经验及时间,包括卞之琳,从事翻译几十年了,最后他写了一篇文章《译诗艺术的成年》,题目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翻译诗歌是一种艺术,也需要一个练习期和成熟期,最终进入翻译艺术的成年。

我不仅自己从事翻译,我也带学生进行翻译研究,比如研究冯至对里尔克的翻译,穆旦对英语诗的翻译,另外也研究西方诗人的翻译,比如策兰是怎样翻译莎士比亚、艾米莉·狄金森的,这是一个更专业的领域,也很有意思。

翻译是一门非常值得献身的艺术。近些年,因为我投身翻译比较多,有的朋友说你不能因为翻译而影响自己的写作。翻译是很占时间,不全身心投入也翻译不好。但我并不后悔,我感谢翻译,因为除了创作之外,它给我提供了另一种为诗歌工作的方式,或者说,另一种创造语言和精神价值的独特方式。

新浪读书:其实在中国,是没有一个国家级别的,比较正规的翻译奖项。好的翻译,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王家新:我的翻译是不讲什么回报的。就像创作一样,中国的创作奖存在很多问题,说实话一般我是与之拉开距离的。我们就是独立的写作者,读者的认同,或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对我才是最大的奖赏。

中国的奖,有时掺杂了很多权力、利益和圈子的因素,它有什么权威性呢?所以我们还是离开远一点好。我也从不指望去得一个什么奖。而且我的很多翻译,并不是直接从原文翻译的,有些是从英文中转译的,对于一些为专门语言设立的奖项而言,我们的翻译,是在那些范围之外的。

我只相信这一点:人心自有一杆秤。我上面讲过诗人和读者的认同,这才是对一个译者最大的奖赏,比如去年我翻译出版了曼德尔施塔姆诗集,很多年轻诗人非常喜爱,当然也包括多多这样的“老革命”,说他也“深受震撼”,他们专门在北京一个书店做了“王家新译曼德尔施塔姆诗歌朗诵会”,我觉得这对一个译者才是一个最大的激励。

新浪读书:如今,中国母语诗歌面临与世界接轨的问题。不久前,余秀华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在美国上映,散场后,许多美国人说希望看到英文版余秀华的诗作,你觉得这是否提供了一种渠道?中国的本土诗如何走向世界?

王家新:余秀华的诗,我读的不是很多,我觉得她有才华。任何一个新的作者出来,只要有才华,我都会关注。只是“余秀华现象”过于媒体化了,在我看来诗歌是一生的事情,希望她能一直走下去,越写越好,也要能避开一些诱惑和干扰。她的诗作被翻译成英文后,当然会有读者,只是希望她的英文读者不单是把她作为一个社会现象而是作为一个诗人来读。

Darkening Mirror,2017年1月 

去年美国出版了我的英文诗集,美国前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做的长序。这个英文诗选最初曾考虑是不是以汉英对照的双语形式出版,后来译者和出版方决定不要对照,就出一本纯粹的英译诗集,一本提供给广大英语读者而不限于汉学界的诗集,一本可以进入美国诗歌界的诗集——因为他们相信这一点,觉得很有把握。从反响来看也是如此,我知道许多欧美诗人读了就很兴奋,一些评价让我有点“不敢当”,美国较权威的《美国诗歌评论》也专门发了我的一组诗和哈斯的长序。

这也是我想说的,中国诗人的作品能翻译成英文当然很好,但是,翻译本身很重要,并不是说翻译成英文就行了,还要看它翻译的怎么样,这非常重要。翻译不好不如不翻译,因为它会把你的名声搞坏,人们再也没有读你作品的兴趣。

为什么我这本英译诗选我比较看重,它的翻译的确好。我听了一些美国诗人的反应,都说翻译的好,哈斯的序中也多次赞赏两位英译者的翻译,不然他也不可能写那个长序。在中国,我觉得很多诗人都写的不错,现在关键就是翻译,有些没有翻译,有些翻译的不太好,只有在数量上、翻译质量上都相称,才能将中国诗歌推向世界。   

 

采写丨马捷

制作丨马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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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评论
  • 王家新,1957年生于湖北,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诗集《纪念》、《未完成的诗》、《塔可夫斯基的树》等;翻译《保罗•策兰诗文选》、《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王家新译诗集》、《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等。 王家新被视为近二十多年以来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在创作的同时,他的诗歌批评、研究和翻译也产生了广泛影响。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多次应邀参加一些国际诗歌节和文学节,并应邀在国外一些大学讲学、做驻校诗人。

主要作品

  • 王家新从洛尔迦一生创作的诗歌中译出了这部《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它不仅在戴望舒等前辈译者之后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也将激活、拓展和刷新人们对洛尔迦的认识。
  • 王家新在《黄昏或黎明的诗人》中谈及对策兰、奥登、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等诗人的了解、喜爱、翻译的过程,及对他们诗歌的阅读感受。是对诗人阅读和写作生活的记录,也探讨了诗人和诗歌对社会的关照。
  • 《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王家新译诗集》精选王家新历年翻译的国际诗坛重要诗人的作品,包括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叶芝等一百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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