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保孜:不要把个人悲痛变成对时代的否定

导语

自从1997年出版了第一部作品后,关于中南海的春秋,顾保孜一写便是26年, 一名军人,成为颇负盛名的 “红墙女作家”。现如今,她笔下的领导人已逐渐转变为政治变革的节点和标记,书中的影像同那些文字,都显得愈加久远。

“历史是需要传承的,一个忘记自己历史的民族,肯定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我是为了这种‘希望’。”

近日,顾保孜接受了新浪读书的独家专访,谈及“共和国史”及第一代领导人,她打开话匣,讲述了那段“红色岁月”……

《红镜头》来自毛泽东的一次“托梦”

提到成名作,顾保孜总会眼目出神,说道:“书名还是毛泽东托梦而来的”。

那是1998年,正值世纪之交,提到“时代”一词,人们似乎不由地充满敬畏和缅怀。描写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生活与命运的《红镜头》在这一年出版,将顾保孜推向写作生涯的巅峰。

顾保孜用“书不落地”,形容当时《红镜头》售卖的火爆景象。在她的印象中,新华书店的车永远等在在印刷厂门口,“书一出来就直接进书店,那时北京大小的书店门口都有个牌子,写着‘《红镜头》到货’或者‘《红镜头》缺货,请登记’ 。”

“生逢其时”可以用来形容顾保孜。1957年出生的她,亲历了共和国初建阶段的繁荣与变革,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总觉得有一种东西在保佑你,或者是在支撑着你。”一些“巧合”总是适时的出现,让她充满感激。

  顾保孜

   顾保孜

顾保孜以一事举例。《红镜头》写成后,出版社定了二百多个备选书名,顾保孜却始终没有找到她想要的“感觉”。在书下厂前的最后一晚,焦虑的顾保孜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政治局开会,开会的场景都是我书中描绘的,毛泽东说顾保孜同志写了一本书,大家起起名。”

周恩来、朱德纷纷到场,出谋献策。“他们起的书名都是之前的备选名。后来毛主席瞅了一眼,看看大家说,‘我看都不要争了……’用湖南话说:‘我看就叫‘红镜头’吧” 她一下子醒了,把“红镜头”三个字记在了纸上。第二天一早,和出版社一拍即合,在最后时刻,确定了书名。

“就像演戏的人入戏太深,会弄假成真一样,那时候我整个人都是在历史当中畅游。”顾保孜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

因为《红镜头》的大卖,很多出版社纷纷效仿,《蓝镜头》、《金镜头》、《黑镜头》等相似的书名应运而生,那一年被称作出版界的“镜头年”。

“文学是用脚走出来的”

90年代初,文坛正呈现出一片“热闹”的局面,产生了余华、苏童、格非等一代“先锋派”。那时,33岁的顾保孜,与莫言同在鲁迅文学院进修,也在“一门心思热爱着文学”。时至今日,顾保孜仍然强调自己作品中的“文学”元素,“我不仅仅记录历史,我还有一个工作,就是把感知的历史,以及感知的程度,通过作品表达出来。”

1990年,在鲁院学习间隙,顾保孜探访毛泽东、周恩来的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在他的家中,领导人“不会见报”的老态甚至病态的照片,大量地展现在顾保孜眼前。震撼之余,也让她找到实现“文学梦”的契机, 顾保孜坦言,“当时年轻,无知无畏,就像初生之犊不怕虎,一头就扎进去了。”

初写领袖题材时,“文学”和“历史”在顾保孜的脑海里毫无概念,她最大的感受是只有“难”。

图片描述

  顾保孜

“难于无法对历史保持‘中立’。”她说,“因为我所接触的教育,已经进入到我的血液,成为我的基因。”对于领袖级别的人物,她无法去揣度,无法去猜测。“一个事件,把它变成一个文学作品,要写出领导人之间心灵的变化,语言的变化,这个‘分寸’,太难了。”

在网络资源丰富的今天,顾保孜告诉新浪读书记者,自己当年写的文学其实“是用脚走出来的”。为了调整角度,收集史料,她走访了近三百人,用以佐证照片背后的故事。“十个人讲这一件事,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有的人讲故事的背后,有人讲侧面,有人讲正面。集中到我这儿,我就能去还原他真实的一面。”

渐渐地,放低仰视的视角,在文字中,偶像般的领袖是可以平视的。顾保孜磨去了心中的个人色彩,写作渐入佳境,“变得得心应手了”。

“20多年来写作领袖题材作品,多以人物的视觉与命运来反映一个时期的重大事件。领略高层政治的特殊内涵,感受领袖人物的常人之心。”在新作《毛泽东真情实录》中,顾保孜如是写道。

“年轻一代应学会对历史‘翻篇’”

“历史”总是带着褒贬不一的争议。谈及当下一些年轻人对特殊年代的“仇视”,顾保孜流露出“共和国同龄人”特有的伤感,每当被年轻人拦下,大谈对毛泽东等人的见解时,用顾保孜的话说,她会和他们“讲道理”:“你可以正视他的弱点,但是你不要放大他的弱点,你不要用他的弱点来掩盖他的光芒。”

“你伴随共和国,要善于翻篇。不要把自己的一种悲痛变成对一个时代的否定,或者对一个国家的否定。”顾保孜感叹。

譬如要对一些“误解”全面地审视:“三年自然灾害,饿死那么多人,很多人一听,都会觉得政府万恶到什么程度。但据我了解,当时中南海里头所有的伙食供应标准,全部降下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领导人带头不吃猪肉,一些特供也停止了。政府确实存在过失,但要了解历史,需要的是还原它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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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保孜家一隅 

顾保孜眼中的红色岁月,总是充满激情和梦想,在特殊年代,领袖的尝试,只是为了国家“更好的生活”,“梦想实质上理想的前身。要实现这个理想确实要付出很多。”

历史如此,自身亦然。长期关注红墙风云,对于共和国史,顾保孜要比常人看的更透彻。这不仅是情怀所致,也是二十余年笔耕不辍的历练和成熟。如今的顾保孜实现了初衷,虽有坎坷,却也将“梦想”转为“理想”。她透露,接下来的计划是回归自己,整合日记和采访素材,写一写自身走过的道路,“会是自传体,自传体是我的红墙之路。”

红墙故事

下为顾保孜口述:

1.毛泽东女儿李讷曾感觉自己的家庭不及同学

毛主席的女儿李讷讲过,她说小的时候很羡慕她的同学,他们说什么话也没人去追究,事儿做的对不对也没人去追究。可是她每一次周末回去,爸爸、妈妈都会让她在学校里注意影响。她说自己穿的衣服都是姐姐穿剩的,“我很少去添新衣,看到同学们穿新衣,我都觉得自己还不及他们的家庭。”

晚年,在李讷身体好的情况下,北京有出租车了,在老百姓都能打得起出租车时,她都不知道怎么打出租车,出门都是公交,地铁。

2.杜修贤:拍毛泽东的晚年压力很大

其实,现在的记者已不像杜修贤一辈,第一不是专职,大家会轮流,第二现在设备好了,手机都能拍出好的照片,那时候的胶片可不行。

毛主席晚年精神状态不好,要想拍好太难了。后来毛主席有四个摄影记者,到了1970年,接到杜修贤手上的时候,用他的话说,是最难拍的一任。那时,毛主席腿不能走了,不出门,其他的记者进不去,只能杜修贤一个人进,他说“毛主席拍得好坏全寄托在我这一个人的手上。”最后,每一次拍毛主席的时候,杜修贤的心理压力都很大。他说,每一次都看满怀信心想拍好他,但每一次看到底片都是很失望,我们尽力去把它修补,但都不能还原他过去神采奕奕的状态。

  图片描述

  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 杜修贤摄

毛泽东晚年白内障,不能用闪光灯,后来给他顶上安了两个摄影灯,但是周总理在资料上看到摄影灯对眼睛影响也很大,对人身体也不好,后来就不允许他们用这个灯了。

那时,只能用普通的灯光。晚上拍摄只能通过改变快门速度等手段。而且时间只给三分钟,有时候来七八个外外交人员,包括翻译七八个人,每个人跟毛主席握手,他都要拍出瞬间。他们走的时候,照片送给他们作为礼品。所以,每个人都要拍,这三分钟根本就不够用。

杜修贤常常会通过工作人员递纸条给总理,说“总理,我想再进去拍一次。”或者“总理,我刚才没有拍好。”总理拿到以后会写几个字:视情况。他就很着急,“我视什么情况能进去呢?”就只能在会见厅的门外,从门缝里头看。有时候总理觉得情况好一点,会递个条子“可以进来”,有时候总理把这个事情忘了,那么他就“视情况”,视到最后,看到会谈都进尾声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进去拍了。他说“宁愿挨批,也不能这一场的活动空缺。”因为报纸的头版头条照片就寄托在他的手上。

最后,还没等批,杜修贤先检讨,就这样,他在比较艰难的情况下拍完领袖,伴随着他们走完最后。

 

采访/摄影:马捷

制作:马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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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邮箱:majie3@book.sina.com

我要评论
  • 顾保孜,1957年生。国家一级作家,被誉为“红墙女作家”。现为第二炮兵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一级编剧。著有纪实文学专集《红墙里的瞬间》、《样板戏出台内幕》、《铁血N4A》、《纳粹集中营的中国女孩》、《红镜头》等。

主要作品

  • 《周恩来最后600天》:2015年中国好书入围作品,记录了周恩来总理从患病、住院到逝世的最后生命岁月,生动地展现了周恩来总理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顽强斗争并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的过程,表现了周恩来总理崇高的理想信念、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伟大的人格力量。
  •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本书首度集中描写了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历程。 书中载入了近200幅图片,它们全由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拍摄,其中很多图片都是首次公开发表,并进行了首次色彩还原。作者通过大量的采访,结合图片,记述毛主席最后七年的工作和生活故事。
  • 《毛泽东真情实录》:真实记录了1949至1976年二十年间与毛泽东相关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揭秘毛泽东的家事、国事、天下事,尤其将毛泽东与各位政治高层、风云人物间的关系追根溯源,细数他们之间从革命时期到共和国建设时期的情谊、嫌隙、甚至裂变等。
  • 《红镜头》:通过中南海摄影师的镜头,用第一人称叙事手法描写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命运故事。真实记录了他们建党、建国的心灵历程,从他们衣食住行的平凡琐事到关乎民生大计的重大决策;从温馨一刻的点点滴滴到生死关头的分分秒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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