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康赫在大学的时候曾经想当哲学家,很快他发现中文语言还没有准备好进行哲学创造。“但是成为作家是我从小就有的愿望,不论从事哲学书写还是从事文学创作。“

  大学毕业后,他的小说曾在一些国内文学刊物上出现过,很快他似乎预见了自己正在进入一个轨道:语言变得越来越老练稳健,作品被越来越多的刊物接受,慢慢拥有一些影响力,然后顺理成章进入作协,成为著名作家。“如果那样的话,写作对我而言就没有意义,毫无希望。”康赫说。于是他开始了语言的冒险,之后,偶尔有人会从海外发行的《今天》和《倾向》上看到他的小说,但国内的刊物上再也见不到他的文字。

  2003年,在《斯巴达—一个南方的生活样本》出版的12年之后,康赫写出了它真正意义上的续篇——《人类学》。这次他花了八年时间,最终完成了这部1345页,133万字的《人类学》。这部极具实验性质的长篇小说,正跃跃欲试地绵延、跳动、勘探一种新的写作与阅读体验。

人类的交流和语言的对抗

《人类学》

《人类学》

  在创作《斯巴达》的时候,康赫就想要再写一部关于北京的小说,很多网友在他混迹于北大新青年论坛的时候知道有这个写作计划,那时他已经开始着手这说的前期准备。“《斯巴达》描绘了南方生活,里面的那些南方人,最终是要来北方的。”康赫说。

  他承认自己的创作是存在地域或版图意识的,《斯巴达》写的是南方的故事,《人类学》则是以北京这个城市为背景。康赫本人从九十年代初就来到北京定居,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他一直在体验、观察、记录这座城市。在康赫看来,北京这样的城市比南方小城的生活要庞杂得多,用一部小说很难把握,于是他写了小长篇《独行客》做了一个尝试。他在写完之后就意识到它无法放大成为他要写的那本关于北京众生相的书。

  而在《人类学》这本描绘九十年代北京众生相的小说里,房东、大学生、乞丐、妓女、艺术家、富翁、外交家、官僚、商人,差不多一座大城市里有可能出现的人物类型全都出现了,他们带着自己的口音,在《人类学》这个语言的实验场里碰撞、摩擦,聚合,交汇,背景声是这个我们无处藏身的时代。

  《人类学》一开始叫《入城记》,后来改成《徒人传》,最后才定名《人类学》。“我当然不是科班意义上的人类学家,但是我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记录人的意识活动,然后借着弗洛依德开的好头,我开始关注人的精神活动的内部逻辑。意识和精神支配着人的语言和行为,于是我一方面接触巴尔扎克和《史记》,一方面继续观察研究人的外部运动,一个人如何挥动手臂,如何发出声音,如何给别人一个笑容,对方也会有相应的身体和语言反应,然后我继续观察研究人际关系,进而人际与时代与历史习性的关系。就这个意义上说,我比大多数人类学家更像个人类学家。“

  《人类学》描绘了许多人的面相。通常是以主人公的观察记录的面目出现的。“对于主人公而言,这是他从事创造前的一个基本训练。”康赫不久前发微博说他会从人类学角度看面相。《人类学》里描绘了一位青年的肖像,那段文字触及了这位青年命运中的潜在危机,不久前,他从一个朋友那儿得知那人去世了。这事对他的触动很大,康赫很快他就收到了许多网友发来的肖像,他立刻反悔了,不给看。“那些面孔太不寻常了。我确实有话要说,可他们都好好地活着,我说了就有可能干扰他们的生活,我不能乱说。”

  “语言关系就是人的关系,因而从语言入手切入人类研究是最直接也是有趣的通道。”在康赫看来,90年代,小说界曾经有过一次很大范围的语言实验。他认为那场实验是极其可贵的,极其有价值的。但当时的作家过多关注了语言之于精神世界和语言自身的探索,大家有太多这方面的作品需要消化和追随。之后忽然中断,再无后续。他认为这个探索显然是失败了,但无论如何,对于后来者是极珍贵的启示。

  “我当时的写作多少也受了这一语言实验运动的影响,我也失败了。只是我从他们中止的地方,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因为人的精神在变得类同,变得制度化,文学作品的语言面貌变得越来越类同,越来越制度化,语言的贫乏总是与精神的贫乏结伴而言。康赫自称《人类学》使用了一种“不伦不类的语言”,这种陌生化的语言样式,或许可以看做是对当下乏味语言的质疑和对抗。

故事的终极和主题的开始

  上百万字的小说,从小说的写作史来看,如没有一个宏大的主题来支撑会很难构架,康赫似乎执意要打破这一常规观念。他认为自己这本书没有宏大主题,自己的写作也一直都在避免宏大。“《人类学》的框架非常自由,每一章都有独立主题,主题是流动的。“他坦承这本小说里有许多语言游戏,而“游戏是创造的一部分”,所以“必须严肃地,全力以赴地投入游戏”。

  这种写作游戏就变成了一个没完没了的苦力活,他自称写《人类学》这个过程里他疲乏过两次,第一次出现在第三章,第二次出现在第七章。人物在自己繁殖,需要写的人物越来越多,需要补充的采访越来越多,需要修补的细节和疏漏越来越多。因为写作时间拖得太长,语言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时需要回过头去做出平衡。他感觉自己要写不完了。这次创作消耗了作家的太多的能量,“以前我很乐意像个游侠似地这里干上一年,那里干上一年。写完《人类学》之后,我再也不想去任何地方打工了,实在是太厌倦了。“康赫说。

  2007年写完初稿的时候,这部小说是50多万字,后来不断增加,变成了现在的一百多万字。“虽然书出版了,但这个作品并没有终结,可以一直写下去。“好在它是一个开放的作品,既没有终极主题,也不会最终合拢。它只有变化,没有终极。”康赫说。对于会不会继续续写这本没有终极的书,康赫的回答是南方和北方他都写了,主要人物的故事也差不多都结束了。别人可以接着写,他自己是不会去“续写”了。

纷繁的九十年代和空白的以后

  康赫从九十年代就一直在做积累和观察,收集素材的方式有录音、影像和笔记等等。从表面上看,康赫的写作时断时续,但他自认为他的写作从来没有中断过。“我的观察和记录我也看成是写作,而且我每年都要写很多笔记,从未中断过。“

  在康赫收集的素材里面,很少涉及到21世纪的题材。他觉得自己对于21世纪“无话可说”。在他看来,九十年代人的精神处在下行通道上,可无论如何大家还可以像闰土或鲁迅那样端一个“希望”的偶像。现在的社会变得非常糟糕,作为一个作家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从九十年代一路观察过来,我觉得现在的人活得好没劲,好乏味。九十年代很灰暗,但不是现在一抹平的黑暗。那时候的绝望,比如第四章的恶主题,我写的时候喘不过气,但是那种恶在现在都算不上什么恶。但那是一个种子,恶的种子早于九十年代就埋下了。”

  他在微博上写到:“我有能力写九十年代,但绝对没有能力写21世纪。如果还是1345页,21世纪的这本《人类学》只能是1345个空白页。”

我的创作一直不属于不好说的状态 ——问答康赫

康赫 (摄影:常思远)

康赫 (摄影:常思远)

   “大家可能都把巴尔扎克给忘了。"

  新浪读书:有人说在《人类学》里的意识流形式中看到了《尤利西斯》的影子,你怎样评价《尤利西斯》?

  康赫:乔伊斯的意识流是一种科学。乔伊斯科学的地方在于,他的意识流在语言上看,是比较少受到叙事干扰的,注重意识的连续性,这是很多作家是忽略的一点,没有把意识当做连贯的东西来看。弗洛伊德是把它作为一种精神的科学,从逻辑意义上来探讨行为精神行为的可能,而乔伊斯是从内部入手,他的处理更像一部意识的纪录片。那个时代大部分的意识流作家伍尔夫、普鲁斯特,他们的意识流更多是写作上的意识流,更像意识流的文体,人的意识不一定会往他们描绘的那个方向去走,而乔伊斯开启了一种忠于意识流动原始状况的写作,意识直接呈现,不做叙事干预。他忠于意识和巴尔扎克忠于外部的方式非常接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俩有点像同一个作家,一个处理外部,一个处理内部,只是语言风格不一样,但是处理世界的方式是差不多的。

  后来福克纳追随了乔伊斯的意识流手法,但主要是作为手法,在很多地方意识只是作为大面积叙事的引子,写作意图太过明显。爱伦坡的一个小说,《毛格街血案》,有一段关于人类意识流动的非常经典的案例,让我感到非常惊奇。它应该影响到了乔伊斯的创作。乔伊斯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在《斯巴达》,而不是《人类学》。

  新浪读书:巴尔扎克对你的影响很大?

  康赫:是的,中国的作家可能觉得有点奇怪,一个喜欢乔伊斯的作家怎么会喜欢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揭示了世界是如何组成的,他的作品教会我不惧怕描绘任何东西,任何人,可以说改造了我的弱点。有了巴尔扎克,任何类型的人物你都能去写,面对写一个从未接触过的东西你也不会发怵。我觉得中国作家应该好好去读巴尔扎克,大家可能都把巴尔扎克给忘了。

  新浪读书:白话文出现后的作家当中,有哪些作家是你比较认同的?

  康赫:鲁迅是白话文之后出现我唯一认同的作家。他发明了一种语言,介于白话、文言和绍兴话之间的一种奇怪的语言,跟同时代作家的语言全都不一样,节奏很怪,充满了自我否定和反讽。按照我们的规范语言来考虑,你很难找到鲁迅语言里面的终极意义。你经常不太好把握他具体某句话指的是什么意思,很飘忽。鲁迅不想落入任何已有的体例里面,包括语言的体例和人际的体例。个人的自我要求会传达到语言上来,他不断用语言反抗自己,反抗自己成为某种力量的代表,愿意像野草一样自生自灭,而不再采用通常的对抗方式,不再用“我”来对抗“你”,所有的罪孽从我这里开始,虽然他不一定将之命名为罪孽。

  新浪读书:能否推荐几本你喜欢的书籍?

  康赫:我觉得每个人应该看的书都不一样的,一个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书需要读。但是如果他看过《史记》的话,他应该再去选一本巴尔扎克的书来看,去注意里面的戏剧性,把它当做艺术来看。把书籍泛化的话,还可以去看戈达尔的《电影史》,是用影像来写的。如果在爱伦坡和波德莱尔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爱伦坡。爱伦坡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个纯粹的天才,凭空而来的一个天才。还有鲁迅的《野草》,《野草》把当代汉语推到一个全新的地方,作家能从这本书里学习作为一个人,他可以对自己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文字和戏剧比的话,文字更有力量”

  新浪读书:你怎样看待戏剧与小说这两种创作之间的关系?

  康赫:从文学的古典意义上来说,作家都会去写戏剧,今天的戏剧似乎与作家已经没有那么紧密的关系,但我还是觉得写戏剧是作家的使命,是作家应该去做的。

  《斯巴达》里面已经出现了戏剧,但真正开始做戏剧是在2003年。那个戏是从我的一个短篇小说改编的,是文学的延伸,带有很强的文学色彩。之后我一直是自己写剧本,自己排戏,大多数我写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舞台本,并没有先做一个文学本,再把它弄成一个舞台操作本。当我做的戏越来越不像戏剧的时候,我还是一直把戏剧和文学直接放在一起,文学进入戏剧,戏剧进入文学,两者互相直接进入,中间没有转换。你会发现,当一些文学名著拍成电影的时候,结果往往是失败的,因为转换是不可能的。戏剧是戏剧,文学是文学。

  以我现在的判断,如果拿文字和戏剧比的话,我觉得文字比舞台更有力量。

  新浪读书:你的文字总让我想起戏剧,在其他的采访中你也反复提到了“表演”,你的文字创作是不是脱离不开对这种戏剧感的理解?

  康赫:我感觉很多人对我的文字有怯意,它似乎哪儿都不沾边,说不上,不好说。一部分原因是大多数人在将自己的思维进行归类,脑子里只有可归类的语言,一旦语言被归类,你所看到的一切也都会被归类。我正好不愿意进入任何类别。你可能看到的是戏剧外部的形态,噢这是戏剧,这是记录,这是电影,这是小说,对我它们一直就在一起,都是一种语言,从来没有被切开来过。文体是不一样的,但是语言只有一种。语言是连续的,没有边界。

  我的创作一直不属于不好说的状态,评论也大多失语,而我自己也乐于这种状态。

  表演也是这样,我会要求演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状态下表演,从任何类型化表演进行偏移。一开始沟通会非常困难,但至少还有偏移方案,现在连这样的方案也没有了。演员问我要怎么做,我说不知道,我要看,我要看见你的可能,才可能知道我相应该做些什么。这种创作能让我感觉到自由,但合作者可能会觉得心里没底。可为什么要有底?我觉得关键在于大家都放弃恐惧,就可以了。

  新浪读书:除了戏剧、文学,你接下来会做哪一种艺术形式的探索?

  康赫:现在探讨的东西更多的是声音。我的合作朋友也大部分是做音乐的,可能剧本会很破碎,作为文字越来越没什么看头。我还会做些影像创作。

  “语言关系就是人际关系”

  新浪读书:当下许多的方言写作,很大程度上而言是趋向对民间性书写的回归,你在《人类学》中运用到了方言,并加以实验性的形式,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想法?

  康赫:如果说我的创作符合了现在方言写作的流行趋势,那可能只是一个结果,并非我写作的本意。在《人类学》里,我想探讨的是语言关系。比如在口语环境里,你跟不同的人说话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调整或互相调整发音,你跟我这样同样是南方来的人说话可能会少用“儿”,跟北京当地人说会可能会多一点“儿”。现在大部分人都说着很标准的普通话,哪怕是同一个地方来的人,在北京也都说普通话,甚至回到老家,你也经常会跟人用普通话来交流。九十年代那会儿,北京人际环境的复杂会更多地反应在语言上。大家都刚来北京,都带着非常强烈的家乡口音。家乡口音在不同的人际关系里面会出现不同的面貌,这是我小说里想要探讨的东西。在我看来,人类关系就是语言关系,人类关系是倾斜的,语言关系也是倾斜的。你的语言会跟随着人际关系,这是不可控的,它会变成语言习惯会一直保持下去,你回到老家,脑子还有普通话的痕迹,这个是很有趣的现象。我关注的是中国这个变化的社会里人类的语言状况,它反映的是人际的状况,纯粹为写方言去写方言是没有意义的。

  新浪读书:这种语言状况会这样持续下去吗?

  康赫:我觉得大家的语言变得越来越接近,尤其是受过完整教育的人更是如此,大量的儿化。这个过程非常有趣,而且一直在变化。九十年代大家已经开始儿化,但还是有些南方人不愿说“一会儿”,而坚持说“一会”。这意味着他可能是个很固执的人,那样的话他的口音便成了他的一个性格刻画。语言的变化也反映到了这个时代,现在来到这里的人已经不太有那种“固执”了,也不太能再能理解那种“固执”了。

  新浪读书:你怎样看待中国当下的创作语言?

  康赫:我感觉诗歌始终憋着一口气,没有走下行,语言越来越丰富,关注的东西也更加广阔。诗歌语言在自我的繁衍。语言与语言互相攻击,纠缠,激荡,繁衍,对于诗歌是幸事,这是诗歌能继续往前走的原因。诗歌界的激荡比小说界的激荡要多得多,小说整体上是越写越差。

  新浪读书:《人类学》还制作了120本毛边书,这是你个人的想法吗?

  康赫:这个想法是和编辑一起商议出来的。计划一直在变化,始终没有办法真正执行。这其实已经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毛边,因为有一些部分已经裁开了。120本毛边书现在都售完了。

  新浪读书:有哪些对作品解读的声音是你比较认可的吗?

  康赫:我不太看重这个东西,我没有欲望需要某位读者给我一个完整的解读,每个人的说法能有触动我的地方就已经很好了。你总得是允许别人以自己的方式来阅读。

  新浪读书:你的读者对你的作品是如何评价的呢?

  康赫:我的编辑李宏伟告诉我,除了邱华栋,这本书在小说界没有怎么引起关注,但是在诗人圈子里掀起了热潮,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我也乐于看到这样的现象。

  新浪读书:他们有人读完了这本书吗?

  康赫:廖伟棠已经读完,他跟我说他看哭了。

敏感话题的童书,要有诚实和正面的态度

周嘉宁周嘉宁

   新浪读书:不管是充满幻想色彩的《女妖的眼睛》,还是《往南方岁月去》、《杜撰记》等一些作品,你一新浪读书:直对现实与虚幻中的缝隙间穿梭,将之建立在现实的隐痛之上,并且这种现实给人的感觉正巧与你的人生同步的。比如即使是从事严肃文艺的女性阳阳,仍然还是处于后青春期的感觉。这与同代人纷纷往厚重、对陌生化事物的写作相比显得非常不同,你自己是这种少年感的延续的?

  周嘉宁:有时候我在思索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是如何沿用了“严肃”这个概念的,或者说为什么没有一个新的词语出现。同代人的写作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纷纷写厚重和陌生化的事物,(事实上我对厚重和陌生化这两个概念都有深深的疑问),而在于大家都走上了分岔路。有趣的是有些分岔路尚未命名,无法用任何一个现有的词语评价,更不要用现有的形容词去描述。我喜欢这些分岔路,也喜欢走在分岔路上的少年。很可惜,很多真正的少年走在已经命名的大道上。

  新浪读书:《密林中》作为女性的阳阳,必须通过男性这个中介去理解世界以及完成自己的成长。你觉得性别这个“中介”,在写作者成长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周嘉宁:女性通过男性去了解世界是某种惯性,因为大部分的话语权掌握在男性手里。但也只是一个阶段,因为话语权也没有什么意义。

  新浪读书:《密林中》有不少句子涉及对各类人物的判断,你也曾坦然是个时常审视自己的人。这种专注个体自我的近距离审视,会影响你对这个群体的整体判断吗?

  周嘉宁:人和人之间充满误解,人和整个外部世界更是如此。近距离的自我审视不会影响对群体的判断(这两者完全不矛盾)。但过多的误解,自以为是的正确性,泛滥的同情心,隐藏的优越感,先入为主的偏见,太多东西都会影响对某个群体的判断。

  新浪读书:《密林中》让人读到了个人经验的介入,包括你作品中的主角大多为女性,这样的写作艰难而勇敢,你是否会担心进入狭隘自我的圈套?

  周嘉宁:周围不断有人提醒我,自我,狭隘,圈套。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特别警惕,一方面来说警惕这个圈套,一方面又很警惕这种言论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圈套。但反正我是一个方方面面都警惕的人,所以应该还没有踩进任何一个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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