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个官迷吗?

2014年04月10日15:31  读书专栏  作者:鲍鹏山  
孔子孔子

    文/鲍鹏山

  曾经一次接受一个年轻记者采访,记者突然说了一句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孔子就是一个官迷。”我愤怒而愕然。愕然的是,她如此年轻,怎么会有这样的观点;愤怒的是,她怎么用这样鄙夷不屑的口吻来和我谈孔子。稍微冷静一下后,我直视她的眼睛,告诉她:你一句话有两个错误,知道吗?

  现在是她愕然了。我告诉她:你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双重的强加于人。首先,你强加给我们一个所谓的“事实”:“孔子是一个官迷”。其次,你还拉来大家一起做你的附议,也就是说,你不仅自己认为“孔子是一个官迷”,而且你还认定所有人都这样认为,从而造成一种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效果:“孔子是一个官迷”于是成了一个人人承认并皆知的事实。那么,我告诉你:第一,也许你这么认为,但并不是“我们大家都”这么认为,比如,我就不这么认为。第二,“孔子是一个官迷”不是事实。

  事实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从司马迁到今天的诸多孔子研究者——都知道孔子大约在20岁时就已经开始“仕”——也就是做官了。那一年孔子生子,鲁昭公给他送了一条大鲤鱼表示祝贺。联系到三年前孔子赴季氏家宴被阳货赶出,我们说,孔子的“士”的身份随着这条鲤鱼被送回来了。还不仅如此。鲁昭公这样的抬举,表明这个20岁的年轻人出类拔萃,被上层社会认可。所以,接下来,顺理成章地,他就去季氏家里做家臣了。家臣就是官啊。因为,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这个“家”,不是我们今天的人人有家的家,而是指一个世袭了很多特权和政治地位的“家族”,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就是“官府”,季氏当时是执政,他的“家”,就相当于鲁国的“政务院”,阳货这样的首席家臣,实际上就是“政务院办公厅主任”。那么,孔子去季氏“家”做“家臣”,也就相当于去鲁国的政务院做公务员了。

  孔子在季氏的政务院至少做了两任官:委吏和乘田,而且做得不错,很有政绩。“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孟子·万章下)到最后,甚至可能还做过管理祭祀、礼仪方面的较高级别的官,可以入太庙,可以参与会见国宾。这样一直到30岁左右。

  按说,孔子在政务院一做十年,要政绩有政绩,要资历有资历,要人缘有人缘(他个性好,温良恭俭让),等待他的,就是升迁。可是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十五岁就“志于学”的他,为了自己的“学”,也为了辅助别人的学,为了自己“明明德”,也为了“亲民”(朱熹解释为新民——也就是教导人民),他突然辞职了,租几间民房,招几个学生,做私立学校的校长兼老师了。

  放弃高官(至少是做高官的前景),厚禄(此时他的收入一定远远高于他办学的那点学费),去从事私人教育,我们见过这样的“官迷”吗?

  从此以后,一直到50岁,20多年的时间里,孔子就安心地在他的学校里,和学生们在一起,“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大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切磋,琢磨,讨论仁,讨论义,讨论政治,讨论成人,讨论君子小人,讨论出处穷通。心无旁骛,任时光流逝,花落水流,青春不再,暮年到来。我们见过这样的官迷吗?

  此时,鲁国的政治状况愈加令人担忧:一天天衰落下去的国运,强敌环伺;一天天混乱下去的政局,贼臣弄权。这时,孔子出山,挽救国家,已成朝野的一致吁求。于是,有贵族责怪孔子:“子奚不为政?”——你为什么不出来从政?孔子一笑,说:“《尚书》上说:‘孝呀,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这种风气推广到政治上去’,这也就是从事政治呀,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从事政治呢?”

  有弟子子贡的旁敲侧击:“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是把它放入柜子里收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它呢?”孔子敷衍道:“卖它吧!卖它吧!我正等着识货的商人哩。”

  甚至,最为可笑的一幕出现了:那个曾经把17岁的孔子从季氏家宴中赶出来的阳货,此时挟持了鲁定公、季桓子从而把持了鲁国大权,他也逼着孔子出来做官,还上演了一出“送礼逼人回访”,威逼孔子做官的活报剧。

  他先放出风声,想让孔子去见他。但孔子装着不知道,不去见。他没办法,便乘孔子不在家,送给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按那时的规矩,大夫给士送礼物,如果士不在家,没能在家里接受,就要回拜大夫。他就要用一只蒸熟的小猪来换得孔子的回拜。他精于算计,孔子也不傻,孔子也打听到他不在家,才假装去拜见。可不巧得很——也可以说是巧的很——孔子在路上遇到了阳货!

  阳货此时权势炫赫,说话的口气也冲:“过来!我对你说!”——“一个人收藏自己的才能而听任国家混乱,那叫仁吗?”——道理很正派,孔子无奈,只好说:“不可。”——“那么,本来喜欢从政却屡次错过机会。能叫智吗?”——理由也对。孔子只好又回答:“不可。”——“那你还等什么?”阳货这时已是图穷匕首现了:你还不快到我这儿来报到!孔子只好虚与周旋:“好吧,我准备去。”

  这一段对话,阳货一心要逼孔子出来做官,他的每一句话都咄咄逼人,而孔子的每一句话都是在敷衍。一个急切而带威逼色彩;一个懒洋洋很无奈,却又不能公开绝裂。阳货极刚,孔子极柔,极刚遇极柔,竟让阳货的拔山之力无处施放。孔子没有冒犯他,没有拒绝他,但也没有答应他。到最后,阳货只能悻悻而退,而孔子则施施(音yī)而还。

  我们见过这样的官迷吗?

  不久,阳货倒台,鲁国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政治动荡之后,急需有人来收拾残局,收拾人心。这时,孔子出山了。从51岁到55岁,四年时间,孔子从乡长做起,一直做到司法部长,公安部长,最后,甚至被季桓子任命为他的助手,相当于政务院副总理!

  在那样的时代,在鲁国这样特殊的国情下,这已经是士人做官的顶点了!

  可是,就在官运如此亨通之时,孔子又不干了!他离开鲁国,以五十五岁的高龄,坐木轮车,走坎坷路,颠颠簸簸,周游列国去了!

  有这样的“官迷”吗?

  有人会说,不是他不干了,是人家不让他干了。

  那我们来看看这不让他干的“人家”都是谁。

  此时,鲁国政坛能够影响孔子“官运”的,不外乎四个人:

  鲁定公,季桓子,孟懿子,叔孙武叔。

  鲁定公特别赏识孔子。他们还有是心照不宣的政治同盟。

  季桓子特别信任孔子。不然不会让孔子作他的助手,而且,做了助手之后,孔子是“行乎季孙,三月不违”,非常融洽。

  孟懿子是孔子的学生。

  如果说有人不喜欢孔子,那也就是叔孙武叔。

  如果孔子是“官迷”,他难道不知道搞定这些人的关系至关重要吗?或者,他搞不定和这些人的关系吗?

  他做了大夫后,强君抑臣,堕三都,得罪三桓,弄得自己离开祖国,漂泊列国之间,颠沛周游之途,有这样不会做官的“官迷”吗?

  孔子周游列国14年,去了7个国家,又有人说,孔子是找官做去的。

  这在逻辑上就不成立:如果要找官做,他何必离开鲁国?在鲁国他不是做得好好的吗?

  《论语·微子》有这样一条记载: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 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做法官,多次被免职。有人说:“您不可以离开鲁国吗?”柳下惠说:“正直地事奉人君,到哪一国去不会被多次免职?如果为了保住职位而不正直地事奉人君,何必要离开自己的祖国?”

  《论语》把这一则编入,岂不是在说孔子?

  那么,孔子在列国之间周游时,是否就是没有做官的机会呢?

  孔子离开鲁国,第一站就是卫国。根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

  “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

  这个故事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六万,即使是六万斗,也折合72万斤的粟米,这实在不是一笔小数字,所以,孔子在鲁国做官,请原宪做管家,与之粟九百,原宪觉得太多了,要推辞。孔子说:“不要推辞!拿去周济你的亲戚同乡吧!”这样的高官厚禄,一旦弃之不顾,实在非一般人能做到,更非“官迷”能做到。

  第二,卫灵公毫不犹豫,也给孔子六万,那不也就是希望孔子在他卫国做官吗?谁说孔子周游列国,没有做官的机会呢?要知道,孔子此时,是当时列国之间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礼学专家,门生遍天下,是各国竞相争夺的高端人才啊!他离开鲁国,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他把鲁国治理得蒸蒸日上,日益强大,使得齐国深感威胁,于是使用反间计,美人计,使得孔子不得不离开鲁国。如果我们把列国比作公司,那么,孔子就是最著名最成功的CEO,曾经使一个小公司以小博大以弱胜强业绩辉煌,直接威胁到了齐国这样的大公司。这样的人,他还怕没有岗位吗?

  他后来确实一直没有得到过什么官职,但那不是别人不要他,而是他不要别人。正如他后来对卫国执政大臣孔文子所说的“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他就是一只择木的良禽,而那些诸侯并非他中意的能够托身并侍奉的善木。卫灵公在给孔子六万俸禄之后,就问过孔子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

  卫灵公向孔子问军队怎样列阵。孔子回答说:“礼节仪式方面的事,我曾听说一些;军队作战方面的事,我没学过。”第二天,(孔子)就离开了卫国。

  原来,卫灵公此时奉行“先军政策”,置民生于不顾,只想着发展军事,到处挑衅。他问孔子战阵之事,一方面是因为孔子是这方面的专家,在鲁国也指挥过一些平叛之类的军事行动,更重要的是,他是借此试探孔子:你是否赞成我的先军政策?

  孔子当然明白他的用意,如果支持他,就有官做;如果反对,就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孔子这样的仁德之人,怎么可能支持他的这种涂炭生灵的政策呢?于是孔子明确表态:不支持!

  于是,第二天,孔子见卫灵公,卫灵公仰头看天上的大雁,不看孔子。孔子遂行。

  天下有这样的官迷吗?

  孔子当然不反对做官,也愿意做官,但是,正如他的学生子路所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那是为了推广道义!

  说到“仕”,我们来看看“士”。

  我们知道,士在孔子前,只是一个社会阶层,而且是一个患得患失的尴尬的阶层,儒在孔子前,只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委琐卑贱的职业。

  士而仕本来是士族子弟的唯一正当出路,从这两个字的造字法可以看出两者的必然路径:士族子弟一旦成人,就是仕。“仕”就是“士”的成人形式,所以,偏旁为“立人”。但是,孔子改变了这样的现实: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言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篇》)

  在这段话里,我们惊讶地发现:从政之人,仕,反而不是士。士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品格,而不是一种身份了。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所言,士本来就是一种社会阶层的称谓,这明白无疑,本来无须发问,就如我们今天无须问“何为公务员”“何为农民工”一样。但子贡为什么要对一个本来明白无疑的问题发问?这问本身,就说明了,孔子已经在对士进行重新塑造,赋予士新的内涵,子贡此问,问的就是孔子所要求于士的新内涵,新品质。

  值得注意的是,子路也有此一问: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篇》)

  子贡是个外交人才,所以孔子特别提到了“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子路性格刚直粗野,所以孔子特别嘱咐他要搞好朋友和兄弟之间的关系。可见,孔子是在塑造士的品格。孔子所办的私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学”——大人之学。在这样的“大学”里,他超越了知识和技术的“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加入了培养情怀、眼界、胸襟的“大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

  我们看《论语》,孔子和弟子们讨论的,几乎没有专业,没有知识,更没有技术,有的是什么?是有关价值的讨论!唯有一个学生问他技术问题,被他骂回去了,那就是樊迟学稼: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篇》)

  孔子这三句话牵涉到三个词:礼,义,信。这不是知识,更不是技术,而是——价值!

  经过孔子的重新改造,儒士的面貌焕然一新: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篇》)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篇》)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篇》)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卫灵公篇》)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篇》)

  从此,“士”的人生目标不再是“仕”,而是承担价值: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篇》)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篇》)

  故而,孔子 “君子不器”的主张,就是对传统儒和士的否定,是新兴儒和士的道德宣言。钱穆先生亦指出:“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惟孔子欲其弟子为道义儒,勿仅为职业儒。”

  所以,孔子不但不是“读书做官”传统的开创者,恰恰相反,是“士”而“仕”传统的终结者。无论是“学而优则仕”还是“仕而优则学”,士的核心使命和定位都是“学”,而不再是做官!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孔子 官迷 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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