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就该这样:一身邪气,但理想伟大

2014年09月17日17:06  读书专栏  作者:长江文艺北京中心  

  从我懂事开始,就知道像自己这样嘻嘻哈哈粗粗拉拉活着的人,这辈子不会有什么太高的追求和造诣,索性给自己编了一条座右铭:“如果人生实在没法拓展长度和宽度,那就努力提高它的密度吧。”

  “高密度”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说得多,想得多,操心多,琐事多;也体现在工作上,尝试多,转型多,想法多,跟头多。掐指一算,混迹于电视这个行当,也有十五六年了。十五六年间,始终愿意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小人物”,说起来,也没啥惊天动地,都是点点滴滴。

  “小人物”最初的记忆,要从刚进湖南卫视说起。

  25岁那年,结束了悲催的北漂岁月,怀着很臭的心情,顶着很臭的运气,接手了湖南卫视一档很臭的节目,叫《晚间新闻》。恰好办公室门口又对着厕所。

  谢涤葵,现在《爸爸去哪儿》的总导演,当时是《晚间新闻》执行制片人。我总是热情洋溢地请他吃饭,买单时再说没带钱,这哥们儿一直耿耿于怀念叨到现在。幸好他不记仇,还是很支持我。

  第一天坐上主播台,就因为播报汛情时语气不够沉重,被领导批评“心中没有人民群众”。想创新接地气说新闻,又因为很多人习惯了字正腔圆的方式,差点儿把观众吓出心脏病,还给准岳父岳母留下个“油嘴滑舌”的印象。

  出师不利,四面楚歌。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在这个团队扎下根来,和兄弟姐妹们一混就是十几年。混出了感情,混出了理念,混出了志向,混出了小名堂。

  虽然今天,外界对我们的称呼多是“谢涤葵团队”,或“爸爸团队”,我们却始终自称“晚间团队”。一路走来,所有的酸甜苦辣、跌宕起伏,都是从《晚间新闻》开始的。

  2000年,《晚间新闻》走出一条标新立异的路线,在同类节目中收视第一,广告第一,被称为“中国最流行电视台的怪味豆”。

  朱镕基总理致电湖南省委专门提出表扬。大意是“湖南卫视不错,《晚间新闻》不错,主持《晚间新闻》的小伙子不错”。

  因这表扬,台里给我涨了工资,岳父母欣然纳我为婿。我的名字还被写进了广播学院的教材,蓦然回首,值得得瑟。

  2006年,《晚间新闻》开播整整八周年之际,遭遇瓶颈,无奈停播。随后又主持了《勇往直前》《智勇大冲关》《大家一起上》等很多节目,最忙时每周五六档,但观众印象最深的还是《晚间新闻》。

  一位大叔,看面相能有六十多岁了,握着我手激动地说:“锐哥,我是看着你节目长大的。”汗啊!我是有多老啊!

  汶川地震现场,一位大姐在灾民棚里边做饭边对我说:“生活还好,就是看不到你的《晚间新闻》了,什么时候再播啊?”

  直到在浙江建德古镇拍《爸爸去哪儿》,依然有人念叨,足可见《晚间新闻》跟老百姓的感情有多深。

  湖南卫视的节目团队都很有特点。在办公大楼里溜达一圈,不用看门牌,基本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低头沉思,有基层干部范儿,一定是《新闻联播》的。穿着时尚前卫又嗨又潮,是《快乐大本营》或者《天天向上》的。面部表情忧郁,偏文艺青年气质,是《我是歌手》音乐团队的。浑身乡土气息每天无忧无虑傻笑的,基本上就是我们团队了。

  老实说,在整个湖南卫视都在拼青春、拼娱乐那几年,我们真心拼不过。首先这一脸褶子就暴露了年龄,不像人家,还“逆生长”。其次天生动作不协调,往舞台上一站,让我像幼儿园老师哄小朋友一样——“耶!你们开心吗?”——绝对拧巴致工伤。

  眼看着全台都在朝“少儿频道”发展,我们这些“老男人”真心着急。

  也曾经做过很多年轻态的尝试。《好好生活》《全力以赴》《一座为王》《全家一起上》,这些收视率徘徊在第3名到第5名之间的节目。

  所以那时的确有些痛苦。经营多年的节目,说没就没;接下来往哪儿走,都有点儿茫然。忽然有种“对人生无法交代”的迷失感。

  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优势和坚持。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亦正亦邪”。邪,是表面邪。正,是骨子正。

  即使在最低谷的日子里,我们也不曾丢掉乐天派精神。即使是面对不得不完成的摊派任务,我们也要干点儿和别人不一样的事,顺便从中找些乐子。

  记得在《晚间新闻》时,“上头”交给我们一个任务——报道“送戏下乡”。选题着实无聊,按常规路数,无非拍一拍舞台上的三流剧团,拍一拍村口的大标语,再采访采访村支书或村民。很多同行媒体都觉得没意思,机器一支跑旁边聊天去了。

  我们把镜头反过来,透过舞台拍观众,这下精彩来了。

  秃顶的没牙老大爷,肩扛小孙子来看戏,只顾自己乐得拍巴掌,被小孙子尿了一身也浑然不觉。步履蹒跚的老太太,带着一只小鸭子,一前一后,摇摇摆摆到处找空隙往台上瞧,老太太走它也走,老太太停它也停。

  在我们眼里,台下的戏,永远比台上的戏好看。

  2009年,在宁夏海原县一个干旱贫困的小山村拍摄《真情》。

  环境艰苦的地方,我们不是没去过。湘西大山里的孩子,寒冬腊月,脚上只穿一双塑料拖鞋。那天的午餐,慈善人士出钱给孩子打牙祭,有个女孩只吃米饭,把肉埋在饭下面,一口也舍不得吃。问她为什么,她低头说要留给弟弟妹妹。盛饭的大姐眼圈红了,训斥她:“赶紧吃了!我再给他们盛!”小女孩吃了一口,眼泪下来了,“肉真香!”

  可是到了宁夏海原土谷村,才知道什么叫绝望。一个生活着二十万人口的地区,四五年没有下过一滴雨。这意味着四五岁的孩子可能从来没见过树,没见过草,水彩画里的绿色让他们吃惊和好奇。空气中永远漂浮着呛人的尘土,到老乡家里,轻易不敢落座,动作大了满屋都是浮尘,甚至不得不用沾水的T恤把头缠起来才能出门。

  一位乡村教师的工资是每月320元,其中260元要用来买水。他的孩子是个脑瘫患儿,平时软塌塌地瘫倒在妈妈怀里,可是当你用矿泉水的瓶盖装一点水放到他的嘴边,他竟然会像一个见了血的狼崽一样,“腾”一下弹起来,一口把瓶盖叼住。

  很多孩子几乎没见过父母,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他们的父母大多数在广东打工,为了省路费,很少回来。村里最困难的那一家,有两个孩子。哥哥每年趁假期去新疆摘棉花换点生活费,妹妹每年冬天要翻过好多座山头,摔无数跟头,用小背篓背积雪回来,那是一家人的生活用水。

  看到这些,心能疼出血来。掏光了身上的钱和吃的,还想为孩子们做点什么。给他们上堂课吧。

  老师听说“城里来的明星”要讲课,很紧张,马上怯生生地退到教室门口。我信心满满地站在黑板前面,写下几个词,用普通话说:“来,同学们跟我读,小树苗,下雨了。”

  怪了,孩子们相互交头接耳,不但不读,还用一种很疑惑的眼神看着我。

  “小树苗,下雨了。”我再次字正腔圆地带读。他们还是愣愣地看着我。

  我走到老师身边小声问:“这是什么情况?”

  这回老师不紧张了,很有把握地从门口走向讲台,拿起小树棍指着黑板,用宁夏方言大声读:“小树苗,下雨了。”

  孩子们提起胸脯,用地方话喊:“小树苗,下雨了。”

  这位穿着开花的棉大衣、双腿沾满泥巴的乡村教师,此刻脸上绽放出神圣的光彩和自信的光芒。

  上课虽然不行,课外还是有优势的。我们带着孩子们升国旗、放风筝、踢球,教他们用彩笔画大江大河,画山外的世界。长这么大,他们从没经历过这些事,灿烂的笑脸,欢乐的叫喊,让我们知道,无论生活多苦,有孩子的地方,就有天堂。

  离开山村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把孩子们都叫起来,带他们爬上村外最高的那座山,等待日出。凌晨的天气极冷,大家缩成一团,紧紧靠在一起取暖。忽然天边出现一抹亮色,太阳露出了边缘。

  我冲孩子们喊:“孩子们,虽然大多数时候,生活总让我们失望,但是大家看太阳,它从来不让我们失望,每天都会照常升起!”话虽然显得矫情,但道理总是没错。主要是这里连年无雨,太阳确实每天都会出现。

  “让我们对着太阳,大声说出自己的心愿吧!”

  很傻很幼稚的桥段,孩子们却信以为真。

  一个六岁的女孩儿叫马花,向着远方喊:“爸爸妈妈,我长大了,我会照顾好奶奶的,你们放心吧!别着急回来!”可是很快又低下头,流着泪小声说:“爸爸妈妈,我还是想你们……”

  还有一个孩子,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想看看他的书包,他说什么也不肯,死死用胸口抵着课桌。后来我才知道,他没有书包,书本都放在一个“尿素袋子”里。他对着太阳大喊:“我……我想要个新书包!”

  孩子们小小的心愿,让我这辈子也忘不了。

  那天晚上,我们摄制组要离开了,在村口和孩子们道别,开车启程。汽车绕着山梁开,坐在最后一排的化妆师忽然大喊“停车”,司机一脚急刹。

  “快看!”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所有人都扑到窗边。

  只见黑夜里,孩子们举着小小的火把,从远处追了过来。我们的汽车一停,他们也立刻停下,蹲在地上猛喘。好不容易倒过气儿来,冲我们声嘶力竭地喊:“叔叔阿姨,你们要记得回来看我们!”

  车上车下哭成一片。

  他们无法也不能离开这里,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家。

  这些年来,我们用镜头记录下的故事,十天十夜也讲不完。

  这些难忘的经历提醒着我,永远要美好,永远要真诚。无论大环境提出怎样的要求,节目形式怎样改变,这颗真心,不能变。

  每当看到野外那些无人照料的野草,我就会想起这些孩子,也会想起自己。我没有显赫家境,长得不帅,没有天生的幽默机灵,但我生命力还算顽强。

  在竞争激烈的电视圈,我还活着。

——本文摘自 李锐 著《别拿村长不当干部》

别拿村长不当干部
    书籍信息:《别拿村长不当干部》,李锐,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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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李锐 理想 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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