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秋》: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内战”

2015年02月20日16:38  读书专栏  作者:思郁  

文/新浪读书专栏作者  思郁

  历史学家史景迁写过一本《太平天国》,汉学界流传很广。与国内历史学家研究太平天国的角度不同,史景迁无心撰写一部巨细靡遗的天平天国通史,也无意阐述太平天国这场运动的宗教信念,他对洪秀全的精神世界更有兴趣,称洪秀全及其信徒是在一种“天启式的灵视”之中步入了这场十九世纪的大浩劫运动。所以他的写作用意在于提供一个清晰有序的脉络,了解洪秀全的内心世界,以及他对基督教教义的利用和解读。

  说起来很有意思,2012年底和2013年年初同样有两本关于太平天国的图书出版,两位作者都是史景迁的学生:一本是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裴士锋(Stephen R..Platt)的《天国之秋》;另外一本是霍普金斯大学的副教授梅尔清(Tobie Meyer-Fong)的《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与19世纪中国》。两本书对太平天国有一个基本的定位,太平天国既不是叛乱,也不是革命,而是一场“内战”。裴士锋在访谈中解释说,到底是农民起义,还是革命,还是内战,这些术语的选择反映的是历史学家个人判断,也就是站在其中一方判断谁对谁错。如果把这场运动称之为“太平叛乱”,毫无疑问是站在清王朝一边。这个概念暗示着太平军是罪犯,他们应该为战争中全部的暴力负责。但另外一方面,如果称之为“起义”或“革命”,那就是站在了反叛者一方,认为太平军是对政府残酷统治的反叛。而用“内战”这个概念,它能准确描述这场中国内部战争的规模和力量对比。这两本书处理这场内战的方式也不同,裴士锋对《浩劫之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梅尔清对于19世纪中国战时和战后体验的开拓性研究是一部稀有的学术著作,它不仅在知识层面,也会在情感层面,产生深刻共鸣。正因其感伤力和洞察力,使这部著作具有思想触动性、心灵震撼性,以及最重要的眼界开阔性”。这是因为《浩劫之后》把写作的着重点放在了战争之后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身上,从不同人,士人、士兵、妇女、儿童、官员以及变节者等等视角上,梳理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内战之一的不同体验和记忆。在梅尔清看来,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太平天国战乱对个人的影响绝不逊色于其对政治的影响。

  裴士锋处理太平天国的角度又是另外一种方式。与史景迁相比,裴士锋借用了他的用故事讲述历史的叙事手法,用很多信服的细节来陈述和还原历史过程。但他写作中最关心的问题是,在这场惨烈的内战之中,西方人视域中对这场战争有何认识和看法;这场内战纳入到当时的全球文化视野中,又是什么样的:“撰写此书的目的之一,是协助恢复中国十九世纪时在世界上应有的位置。中国不是个封闭体系,全球化也谈不上我们有时以为的晚近现象。大清帝国透过贸易深深融入世界经济,因此,中国这场内战与地彼端的欧美有千丝万缕的纠葛,受到外界即时的关注。”

  他在书中提及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太平天国与当时的美国内战南北战争并列,都是十九世纪不可忽视的战争,对英国尤其重要,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英国当时最重要的贸易市场。书中另外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英国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跟清王朝合作,打败了太平天国。按照当时首相帕麦斯顿的说法,英国介入镇压太平军,重启中国贸易,可以大大弥补在美国内战中的经济损失。否则,按照中国数千年一治一乱,一乱一治,王朝更替的方式,清王朝很可能早被代替。太平天国的失败,至少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延缓了五十多年。但是这种观点仍然会受到质疑,就算太平天国代替了大清帝国,是否就意味着他们会向全球市场开放?虽然他们有着相似的宗教,但是我们总能发现,太平天国的宗教与西方的基督教教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洪秀全在战争后期的一系列行为已经证明了,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他不过是利用这种肤浅的中国式的教义来完成自己神化地位,他与其他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并无多大不同。

  马克思曾经对太平天国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说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汇成了一场巨大的革命洪流,不管这样的起义原因是因为宗教的还是民族的。但是随着事态发展,在太平天国后期,马克思的对它的看法发生了逆转,在1862年 《中国纪事》中,马克思写道:“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文章的结尾,马克思更是把太平军与比作中国的魔鬼,并说这类魔鬼是“停滞社会生活的产物”。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马克思的思想有了如此重大的改观?

  《天国之秋》的写法上十分奇特,与他的老师史景迁选取的洪秀全的精神世界不同,裴士锋是从太平天国的中后期开始涉入,选取的也是第二号人物干王洪仁玕,除了短暂提及洪秀全,其他东王杨秀清、忠王李秀成,都提及很少,全书甚至没有提过西王萧朝贵,重要主角曾国藩也到第六章才现身。裴士锋选取的时间是以洪仁玕1853年逃到香港当传教士助理开始,以洪仁玕1864年遭清兵追补结束。洪仁玕的特殊性在于他曾在香港与众多传教士有着密切关系,而当很多传教士意识到,太平天国的第二号人物干王就是他们曾经交往的传教士助理,他们以为这是一次可以把基督教传到内地的好机会。传教士对太平天国有着这种同情,而这种源于同一信仰的同情,影响了西方人对当时大清帝国和太平天国的不同看法。但也正是这样的一群传教士,当他们深入到中国内陆,深入到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域,接触到太平军的领导层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虽然都是信仰基督教,但是洪秀全的基督教绝非他们认同的西方基督教。而且在这种宗教信仰的背后,是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的军队,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与腐败的大清帝国并无二致,书中有很多战争后的废墟和杀戮的场景,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如果说太平军与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军有什么大的区别,除了宗教信仰这一点之外,最大的区别是这一起义是发生在近代,发生在闭关锁国被外来者打破之后,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这就意味着中国再也不是原来自满自足的个体,从此有西方的势力的干涉,中国发生的一切都与世界有了密切的关联。裴士锋在《天国之秋》中借用英国领事( Thomas Taylor Meadows)米迪乐的《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的观点,认为数千年这个国家的发展就是因为,中国人尊敬成功的叛乱,把那视为天意的展现,叛乱是为了实现上天保住和平、秩序、安稳与繁荣的意志。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势力的干涉入侵,这场叛乱也可能失败,然后精心酝酿着下一次叛乱,直到推翻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要不就是代替大清帝国,太平天国成为一个新的帝国。按照英国人的最初的预想,他们可以扶持太平军,通过这种方式打开中国的贸易市场。但是,当这种扶持并不奏效之后,他们选择了扶持曾国藩和湘军。但是战争结束之后,最终的回报同样没有达到预期。

  裴士锋在《天国之秋》写到:“事实表明,这场战争的结束,反倒是上海遭殃的开始。首相帕麦斯顿勋爵认为,英国出手助清廷对付太平天国,将提升英国在华的利润,后来的发展的确如他所料,只是原因并非他所认为的那些。事实上促进英国对华贸易的不是和平的降临,而是战争的继续……战争期间的荣景为漫长衰退所取代,英国两大商行在衰退期破产。讽刺的是,任何人——特别是帕麦斯顿——都未能体察到,让中国恢复安定其实从不符合英国的利益。”战争所带来的利益远远高于和平时期,所谓战争不但是政治的继续,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当然,只要不是自己国家的的战争就好——别的地方的战争总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润,这也许就是战争永无休止的缘由。

  书籍信息:《天国之秋》,【美】裴士锋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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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太平天国 天国之秋 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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