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拷问——读孙惠芬《生死十日谈》

2015年02月17日10:22  读书专栏  作者:周立民  

  文/新浪读书专栏作者  周立民

  九十年前,鲁迅在他的小说《祝福》中曾经写下这样的著名细节:先后嫁过两个男人的祥林嫂,后来流落街头沦为乞丐,她问“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这个问题突然袭击了这个知识人:

  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一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左右为难中,“我”是“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多少年前读《祝福》时,很不喜欢这个纠缠不清的细节,不明白惜墨如金的鲁迅为什么在这上面花费那么多笔墨,后来多少有了些阅历,才感觉这字字句句像锤子在敲打着灵魂,让人无法轻松。与很多同时期作家相比,鲁迅的作品不仅写出一个底层人的生存状态,而且深入到人物的精神世界中,在叩问人物灵魂的同时,也叩问着自我的灵魂。

孙慧芳 著《生死十日谈》孙慧芬 著《生死十日谈》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没有想到,这个场面,在孙惠芬的长篇小说《生死十日谈》中又不期而遇,那是女儿为了二十元钱自杀而自己又患了脊髓炎的人,“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大妹子,你是记者,想问你个问题。’”他的问题是:“你说,到底有没有老天?”简单的问题同样困惑着“我”,原本我认为一定有,它主持着世间的公正,“可是一些天来采访自杀案例,看到那么多无辜的人遭受命运暗算,因与果在他们命运中发生断裂,我的想法开始游移,我已经不确定自己到底怎么想了。”“我”只能把问题踢回去:“你说呢?”对方则激动地回答:“我觉得没有,根本没有!俺今年五十一岁,从俺懂事儿到现在,从没坏过谁,骂人是骂过……可是现在,俺不信有天了,要是有天,它不会这么狠毒,它不会让俺遭这么多的难。”从祥林嫂的惧怕到这里的怨愤,都是在命运重压下的灵魂哀号。

  《生死十日谈》描述的是当下中国农村中的自杀现象,它似乎呼应了之前社会学家的关注:2002年,加拿大医生费力鹏(Michael  Phliiips)和他的中国同事在《柳叶刀》上发表文章,公布他们所调查的中国自杀率,当时已达十万分之二十三,几乎相当于美国的两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农村又是自杀率占了绝对高的比例。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在西方,90%以上的自杀者患有精神疾病,而在中国仅有63%,这种独特的情况吸引社会学家吴飞去研究“中国式自杀”(以上信息引自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第1-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8月版)。他试图在人类共同的境遇下,阐释中国自杀问题的特殊性。而《生死十日谈》中,那些冷漠的数字都变成了一张张鲜活的面孔。长久以来,“农民”是作为一个阶级符号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作家用他们宣示国家政策、展现历史纠葛、展示人性复杂。然而,他们的灵魂总是被描述得很粗糙,甚至有人更感兴趣农民身上所谓的“原始”的生命力,梦想在二十世纪末还存在教化之外的空间,以填充某些知识分子自身的缺失。这种意淫式的描述,不论说他们麻木也好,野性也罢,即便不是有意矮化,也都是把他们当作某种观念的机械零件,有意无意忽略了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不仅有浅层次的喜怒哀乐,还有源自生命的本质悲痛和哀伤——尽管,他们并不一定以一种形而上的话语来反思、叙述,并不一定都能找到自己救赎方式。祥林嫂在问话中展现的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的精神苦闷,她不是忧虑现实问题,而是指向来生的精神困惑。孙惠芬通过一个个自杀者的最后抉择,呈现了这些人不能被看轻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作家在生活体验中的收获。《生死十日谈》首先让我看到的就是那些自行了断生命的人鲜明而倔强的灵魂。

  不论是爱打电脑的儿媳妇,还是为了买手机攒下二十元钱而自杀的小学生,面对的都是现实问题,包括衰老、病痛、贫穷等等命运所赐而个人无力解决的问题,他们动辄以生死来表达内心诉求,仿佛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后的末路选择。可是细究起来,大多数的自杀并非是现实问题,而是为了精神问题,虽然这两者不能截然分开,但作者试图告诉我们自杀不完全是逃避、怯懦,也可能是一种勇敢的选择。比如大辫子姑娘的乡下男人,几十年呵护妻子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千辛万苦都尝过了,就因为腿上长了骨刺便选择自杀,这似乎不可理解,可是他的逻辑则是:他如果瘫在床上让平常从未干过活儿的妻子受累,那是不可想象的灾难。于是,他用舍弃自己的生命达到“不拖累”,这难道不是另外一种呵护吗?为什么自杀在农村那么多,恐怕不是单纯的生存环境恶劣的问题,而恰恰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卑微”的生命,卑微得他们不足以左右自己的命运,只有拿自己的生命做最后一搏,为自己争得最后一点生命的尊严。《生死十日谈》指向的是自杀者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细微又丰富的存在,如果要评估这部小说的意义,我认为最大的意义就是它在中国文学中再一次照亮了为社会所忽略的那些底层人的精神世界,他们不沉默更不麻木,这些招魂的文字,让那些逝者的面目变得更清晰,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人生中不全是灰色。

  同时,《生死十日谈》再一次提醒我们:人类的境遇是一体的,不存在着没有灵魂和没有精神世界的“特殊”躯体,也不存在“他们”与“我们”,“他们”就是“我们”。其次,“他们”的命运也是当代社会变动中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困境,这个困境如果用列夫·舍斯托夫在解读《地下室手记》的话来讲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看到’,天空和监狱高墙、理想和镣铐,决不像他和常人从前想象的那样是对立的。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天空,有的只是狭小受限制的‘视野’,没有推崇备至的理想,有的只是锁链,尽管看不见,但比监狱的镣铐连结得更加牢固。任何功勋,任何‘善举’,都不能使人们摆脱自己‘无期监禁’的地位。”(《在约伯的天平上》第24页,董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正因为这样,我无法像一个旁观者那样来欣赏或消费他的命运和苦难,而是感到翻动书页的沉重。读这样的书注定是一次艰难的阅读,不仅是生命消逝的哀伤和震撼,还因为他们倘若没有这样一次自我选择,他们真的可能就是麻木甚至是没有灵魂的人,然而,正是这样的死照亮了他们的生命,矛盾的是以此为代价不仅让人心痛,而且太沉重。我需要巨大的心力来化解这其中内心的纠结,如果跳出作者所描述的内容,或许这正是小说的成功之处:它借助了一场社会调查的躯壳却装着一个作家对现实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怀。

  流落街头,祥林嫂已经处于自己人生的最低点,但是,她考虑却不是现实的问题,而是彼岸的问题,或者说自我救赎的问题,这也是《生死十日谈》所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指向,一个是指向自杀者本人,另外一个是指向生者,与自杀者有血缘或情感联系的人。

  在传统观念中,自杀作为一种非正常死亡,不仅是非理性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不名誉的,这就有了道德伦理的判断色彩。“好死不如赖活”,是民间承受苦难最经典的一句话,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最形象的展示恐怕莫过于余华的《活着》,福贵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夕阳下,赶着牛,还能够唱出“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的歌,它随晚风一起飘扬,与大地融为一体,“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活着》第19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这是这片土地最古老的秘密,“赖活”与“乐生”的神秘结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这种观念太深入人心了,除非是另外一种脱离了个人本身的死才能被承认,如舍生取义的死,殉节的死。而这种“死”里面,似乎都抹煞或超越个体的自我,而纯粹为了个体而结束生命的,则常常被看不起。也就是说,自杀,不是作为一种个体对自己生命的处置和选择的问题,而成为道德、伦理甚至是家族和相关者的问题,仿佛选择了死,便是吞下了一种无法消除的“罪”,对于生者和死者而言,唯一的安慰似乎只有对苦难的人生的“解脱”。但是,这样的“解脱”,又被认为是怯懦的、不负责任的。《生死十日谈》中,最常见的表述方式就是探究每一位死者的死因,接下来是用各种方式来证明这个死具有合理性。然而,作者的立场常常是模糊的,游移不定的,她似乎一直没有勇敢地说出来,选择死,也是一种人生选择,尽管并不一定是最合理的选择,所以在全书的后记中,有这样的话:“海再咸涩也能提炼出晶莹而有益健康的盐,即使受挫甚至痛苦的人生里,也蕴藏着积极地力量。”那么,“死”就代表着消极的因素了?在第三章(第三日)中,作者借助调查组的研究生慕红对死去的耿小云的一番表白,似乎也在表达着同样的看法:“不过作为妹妹,我想批评你,为人儿女,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下,都没有理由选择死。你有未完成的责任和义务,你不该把痛苦留给父母亲人。我也失恋过,也有和你一样的时刻,我把安定片都买好了,可是我、我挺过来了。挺过来才知道,人必须活着,只有活着,才有可能改变一切。”这既符合传统伦理,又为全书带来了积极力量,但我很失望,因为作家没有充当天使的必然责任。幸好,作品中的人物有时候会对它的创造者产生叛逆的行为,尽管程度不一,但足以显示了现实的力量。

  我倒认为,很多人的自杀未尝不是一种生命的觉醒,是一种自我的勇敢选择。因为身处在强大的传统伦理背景中,他们的这种觉醒也被模糊了。婆媳、夫妻、祖孙的矛盾——这些家庭、个人情感问题,古老而又现代,然而,多少辈人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生命不就是在时间中的苦熬吗?农村人奔往城市,被拒绝、受打击,这不是一个身份的打击,而是任何人要融入一种全新的环境中所必然付出的代价,调转过来,哪怕是处于心理优势的城里人来到农村,难道就没有失落感、就没有心理落差吗?可是,居然为了一句话,就不熬了不能忍受了,就要放弃生命了,就要向宿命挑战,这是为什么?这恰恰是个体生命尊严的看重,对于内心追求的看重,这样才有分离,才使自杀者不能接受一个群体都在接受的逻辑,通俗的表达是别人可以过的这个坎儿,他们过不去。也就是说,更多的不是怯懦,而是一次勇敢的选择,这个选择中寄托着他们的某种追求。对此,我倒是接受别尔嘉耶夫的观点,他认为,从伦理学上讲,死亡具有一种悖论性质,它既是解体、丧失,但另外一面,“死亡又是美好的,它能使凡人中的最卑贱的一个变得高尚,使他与最优秀的人并列,死亡能战胜庸俗和日常性的丑陋。……正是死亡使过去获得净化,并把永恒的印记加给过去。在死亡里发生的不但是解体,而且还有净化。”(《论人的使命》,《论人的使命·神与人的生存辩证法》第257页,张百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由此,我们不能再用异样地眼光打量与我们有着不同存在方式的另外一群生命。

  接下来,就是那些生者,他们是怎么看待这种死亡,这里也分情况,一种是被动的承担者,自杀者与他的行为没有直接关系,他们更多地在追求自杀者原因,在为之痛苦。另外一种,则是因为自己的行为导致了对方自杀的,则是在痛恨自己的行为,为自己负疚。《生死十日谈》中,更直接的描述都是生者,死者的故事都是由这些生者讲述的,所以在表层上,生者的痛苦、懊悔是呈现在书中最表层的部分,是这些生者与作者共同完成了对生命的讲述和对苦难的认识。叙述者甚至觉得:“在一个偏僻的乡间讨论信仰问题,这让我难以想象。”但这又是实实在在的存在。那么,生者如何面对痛苦,如何寻求救赎,是书中反复出现的问题。这里最揪心的是女大学生耿小云的父亲,女儿不明不白在城里死去了,几乎所有人都在责怪他无能,可是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你们觉得俺这当爹的不关心孩子吗?你们觉得俺们小老百姓,想弄清楚就能弄清得了吗?俺是谁?俺认识谁?”“人死了,问有什么用?!要弄大了,不是弄坏了孩儿名声?!当老的帮不了她,可也不能弄坏她名声呀。”“就算弄清了,人死了,有意思吗?……好,你找到人家,人家赔你钱,把你贷款的钱都给了你,可你握一把钱,那不等于你没供孩儿念大学,你没生这个孩儿,有意思吗?!”卑微的生命无奈要接受命运所赐予的一切,这种赐予是非正常的、有选择性的,所以人们往往在因果报应中寻找答案,一旦排除这一层面,只能把一切又推给“命”。在乡村中,“命”是无法摆脱也无法逃避的存在,因为没有宗教的维度存在,只能作为不能解释的问题提供终极答案。但书中还是写到了教堂,写到了牧师的布道,写来此寻求解脱的人(第八章),“他们懂得患难里原来包藏着爱,他们知道了是人都有过犯,他们懂得人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都要面对死亡。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来,就是懂得要活下去,必须通过心灵的努力得到内助,要和爱,和比爱更强大的东西合而为一……”这是面对“死”所产生的对“生”的体悟,也正是作者通过那些消逝的生命要急于告诉读者的。

  加缪曾经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西西弗神话》,沈志明译,《加缪全集》第3卷第6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版)其实,这何尝又不是一个小说问题呢?人在如何情境下活,又怎么放弃了活,这是惊心动魄的小说。从这个角度,《生死十日谈》并未完全带给我应有的满足,特别是对于死者,追究死因和解释死因在一部分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他们内心状态的关注,而生者较为雷同的反应和缺少超越性的认识,也使作品在一个宏大的框架下有了某种单薄。或许,小说家应当有这样的自觉:作家不能停留在关注现实的层面上,他所关注的是能够成为艺术素材的现实,而凭借着这些,他还可以创造出另外一个现实——解释现实,那是社会学家的事情,小说家不应承担这样的责任。由此我想到了余华的感悟:“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这个原则,可是要捍卫这个原则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和长时期的痛苦,因为内心并非时时刻刻都是敞开的,它更多地时间倒是封闭起来,于是只有写作,不停地写作才能使内心敞开,才能使自己置身于发现之中,就像日出的光芒照亮了黑暗,灵感这时候才会突然来到。”(《〈活着〉中文版自序》,《活着》第2页)这是内心的“敞开”与对“世界”的“照亮”,是两者的共同助力,这也是现实与作家的微妙关系,把这种微妙理解为简单的逻辑关系,其实降低了现实所包含的能量。

  对于孙惠芬个人而言,《生死十日谈》是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她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像抒情歌曲,抒发个人的乡村记忆和身处城乡之间的心灵躁动。《歇马山庄》、《吉宽的马车》表达的是乡村的自在力量与文明世界的冲突,《上塘书》是一曲乡村的最后牧歌,《秉德女人》则是乡村故事的传奇化……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都是一个至高的主宰者,不论人物如何设置,都脱不开作者在讲述自我,它造就了作品相对封闭的体系,而《生死十日谈》中,作者打开了自我,让世界诸相纷拥而至。她学会做一个谦卑的倾听者,开始进入“陌生人”的世界中,学会接纳不同的价值观,进而再回到自我,表述“我”的体验和看法——这个圆圈是一个走过了很多路看过很多风景的人,与一个只在地图上看风景的人之间的巨大区别。它不是改变作风、接地气,也不是体验生活层面上的重要,它是小说家精神世界敞开后,让大地万物自生自明,“我”的力量与万物的能量融会在一起,生成一种内在的气象。

  《生死十日谈》由三部分构成:“我”跟随课题组的调查活动,这一过程中“我”的内心感受,和自杀者的亲属所讲述自杀者的故事。“新农村”是小说中人物的生存背景,乡村变了,变得这片土地的出走者(“我”)都认不出来了;这里也没有变化,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人们,贫穷、疾病仍然牢牢地吸附在生活中。桃源梦被打破之后,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气喘吁吁地跟着现代观念在奔跑,方向不是它选择的,人们会暗示这样是它唯一的出路,新问题、旧问题纠缠在一起,生成了更复杂的乱象。

  小说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已经是成功企业家的吕有万,回到村里当村长,他按照某种标准改造村庄,一心想改变这里的面貌,却不想陷入了最古老的权力泥坑中,其间又交织着感情的复杂关系,结果是现实改变了他,他自杀身亡。对于他的死,那个“除黑先生”有自己的看法:

  “吕有万是个大好人,他改变了乡村,安了路灯,还……”我想说还让大伙扭秧歌,可是就在这时,我看到老人的眼皮动了一下,脑袋抬了起来,似乎他搭的那辆车还没来得及离开,蚕吐丝似的慢慢悠悠说,“他糊涂,他破了古规天道,得罪了往生鬼魂,叫鬼魂把他领走了。”

  我猛一激灵,立即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张申忍不住把摄像机开关打开,让它在不被察觉的状态下工作。

  “自古乡下哪有这么多灯,哪有这么吵闹,鬼魂夜里出来游荡,没地方躲没地方藏的,你说他们往哪藏?鬼魂是见不得光的!他走那天,是俺给他除的黑,俺当了五十多年除黑先生,从来没这么难,老吕家坟地里的鬼魂根本不让进,点灯怎么都点不住,炮仗也放不响。”

  在这番“迷信”的、“愚昧”的言论中,我们遭遇了农村在现代世界中的尴尬,那种对现状改变的焦虑与“古规天道”自然存在之间的矛盾,几乎不需要报幕就直接登场了。在这场较量中,前者具有非常强大的话语优势和现实力量。然而,在人们的内心深处,那些隐秘的角落中,却缺乏某种安全感,人们仍在寻求现实之上的心灵依托,在一个物质化可以横行霸道的世界中,我不禁问:什么样的生活才是这片土地上人们心安理得的生活?因为这里还潜伏着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现实中已无“古规天道”的空间了!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作者一直没有挑明,那就是在这样的现代化进程中,这里的人是自己命运和故土变革的真正主宰者,还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小说里曾经写过:“上边在这里搞生态移民试点,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所谓生态移民,就是把沟沟岔岔散在的房子拆掉,每户补助六万,在一个平坦的地方集中盖房;所谓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村子里集中上硬覆盖,上太阳能,按路灯,连多年不变的每家门口的草垛,也要集中到一个地方。我去时,这两项工程同时动工,一些房子已经拆除,人们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水道沟正在治理,沟边堆放的乱石乱草被清除拉走,土豆花和大叶菊的种子已经落地。但村民也有挠头的问题,就是草垛放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拿草做饭不方便了怎么办;盖一座新房需要十几万,有的家庭,分文无有,政府补六万,剩下的钱拿不出怎么办。……”还有很多细节上的描述,让我有理由认为,本来应该成为主体的农民再一次成为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或被改造者,我不清楚这是否基于如下判断:他们的弱势最终不是力量和能力大小的问题,而是他们始终被看作是没有灵魂的石头。

  如果是这样,小说中对于自杀者的描述,与那种始终对于精神世界的叩问,正好与新农村的景象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关系,它们在相互角力,又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向,我甚至听到了多年前另外一个作家,在他的小说中所发出的一个异样的声音,那就是沈从文在《长河》中借乡民之口,说出“新名词”:“新生活”来了……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农村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足以颠覆农村的自然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从统计数字而论,农民的生活有着质的改善,然而为什么作品没有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呢?作家不是枝头的喜鹊,只负责传递快乐的消息,他们有自己的忧虑,同时也接纳来自大地深处的忧虑。这些并非无的放矢,特别是当这片土地的主人们从来没有被赋予真正的个人的精神世界,久而久之,本身所具有的某种元气散掉了,人心散了,这才是当今农村最为可怕的破败。“故乡的丢失”、“乡村的消失”,不再是“热恋”、“呵护”,而是逃离、躲避——由此而言,我的阅读也是艰难而不可能是愉快的,因为那片土地也是我们的父母之邦。

  对于当代作家而言,我始终认为他的作品永远是未定稿,追求完美是每位优秀作家的不二天性,他不会轻易放弃修改作品的机会。为此,我想摆在我面前的《生死十日谈》未必就是它最终的形态,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未定稿,因为作品中还有很广阔的耕作空间。

  比如,小说中虽然有对于自杀调查课题组的描述,但这群人基本上只是一个叙述的引线,高明的小说家不会轻易把一个多余的摆设放进作品里。而是让每一个人物和细节都发出自己声音。课题组成员,特别是主持人淑华与作为返乡者的“我”之间,面对着同一件事情在感受上有什么差异?作为作家的体验与心理学家的科研有什么不同?作者所一再提到的“国家课题”,那种“科学”话语与人文的关怀是否一致?我认为这里面还大有文章可作。特别是他们把被调查者都称为“目标人”,这种科学话语背后隐藏着多少抹杀个体心灵的冷漠?记得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讲到1960年代中期,有位参加过越战的退伍军人来找他,要修他一门专题研究课,他说他曾经任职于空军,“他使我产生了对于专业人士心态的可怕看法”,当萨义德问他具体做什么时,他说是“目标搜寻”,“我花了好几分钟才弄清楚他是轰炸员,他的工作就是轰炸,但他把这项工作套上了专业语言,而这种语言就某个意义而言是用来排除并混淆外行人更直接的探问。顺便说一下,我收了这个学生——也许因为我认为我该留意他,而且附带的动机是说服他抛弃可怖的术语。这可是不折不扣的‘目标搜寻’。”(《知识分子论》第74页,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2月版)把杀人的事业抽象和消除感情的成分后,就变成了“目标搜寻”,这里面有着很多令人寻味的反思,《生死十日谈》如果多一种这样内在对峙和另一视角,那它的内部空间会更广阔。

  再如,小说在叙述者“我”的处理上也有可以商榷之处,她或多或少还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眼光、启蒙者的角色来看待这些人的命运,这与她对他们的尊重又是矛盾的。当然,这本身就有耐人寻味之处,作者可以抓住这种矛盾,在这种冲突中凸显问题的复杂。作者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办法,比如彻底关闭“我”的这种启蒙的声音,让人物和大地成为真正的主角,也更好地凸现了主题。可惜,作者尚无这种自觉,一切都是无意识的表露。与此同时,作者反而总是试图来解释她所表现的一切,她在勾画人物内心时,一定给出一个理由一个判断才放心,却忘了这反倒限制了人物的自由,她就像一个不放心孩子的家长,总也不肯放手让他们自己成长。

  又如,《生死十日谈》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偷懒的取法,作者更为偷懒的是在叙述方式上也太“十日谈”了,几章读下来,我似乎总是在一个古老的叙述方式中回旋,几乎都是进入村庄,描述眼前所感所想,费点心机找到被调查者,打开他的内心,在故事的讲述中有疑点、迷团,又通过另外关键性的细节来破解……这种没有变化的叙述性套路执著地出现在现代小说中让我感到震惊,甚至我不能不说,它有力地伤害了这部作品本应当有的更高的艺术水准。乔治•斯坦纳讲得好:“有些新感觉和新东西要说的作家,必须在语言的粗糙表面上,或者只在词语、符号和语法的传统集合的一面上,敲打出自己的言辞。否则,他的声音怎能被人听见?”(《毕达哥拉斯文体》,《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第103页,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梁宗岱在谈论中国新诗发展时曾有过这样的估价:“新诗在新文学中虽然是最遭人白眼的产儿,其实比那一部门都长进。小说至今恐怕还没有比得上《呐喊》那样成熟的作品;反之,把《尝试集》、《草儿》和卞之琳底《十年诗草》或冯至底《十四行集》比较,你就可以量度这中间的距离。”(《试论直觉与表现》,《梁宗岱文集》第2卷第29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9月版)……我有理由相信这话,也感觉到当代作家的任重道远。

  书籍信息:《生死十日谈》,孙惠芬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

  (声明:作者独家授权新浪网使用,请勿转载。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生死 十日谈 自杀 孙惠芬

【相关阅读】


分享到:
保存  |  打印  |  关闭

推荐阅读

热文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