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滑向极端深渊的时代

2014年10月28日11:12  读书专栏  作者:禾刀  

  ——读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

  文/新浪读书专栏作者  禾刀

  “极端”,这是霍布斯鲍姆概括20世纪的唯一关键词——“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残酷嗜杀的世纪。其间充满了战祸兵燹,其程度、频率、长度以及死其战火下的人们不计其数,在20年代期间更几乎没有一天停止。”

极端的年代极端的年代:1914~1991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20世纪至少发生了“三次世界大战”,除了众所周知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外,还有被他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苏美超级大国间的冷战。杀戮,是战争最深刻的伤害,战争呈现的现实,常常会超越善良人们的想象,“战场上死命瞄准的枪口下,躺倒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串统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仅“土耳其杀害的亚美尼亚人估计150万人”,而纳粹一共杀掉约500万犹太人。

  不知是否因为霍布斯鲍姆本人认知问题,其对日本在侵华战争中野蛮屠杀的中国人数未作描述,甚至连最简单的叙述也未见落笔。倒是记得著名华裔作家张纯如在《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大屠杀》中曾就此问题仔细推算后得出,“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共杀害了1900万中国人”。显然,本书漏掉如此被杀人数的当量,显然是对战争伤害程度的一次严重“削弱”。

  极端时代的来临不可能无缘无故。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表象原因众多,但霍布斯鲍姆认为,“世界经济如不曾大崩溃,希特勒肯定不会出现”。20世纪二十年代末,经济危机席卷资本主义阵营,曾经主导世界经济体系的欧美等老牌强国陷入大萧条阴影,尤其是头号经济大国美国的大萧条至今令人望而生畏。相比之下,德国的困难更胜一等,因为他们必须面对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欠下的无法偿还的战争赔款。国内货币急剧贬值,失业率一度达到全国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执政党束手无策时,希特勒靠煽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迎合选民心态,终于跃上了德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不过,历史的发展纵然有曲折,但法西斯最终还是亲手葬送了自己。由法西斯一手掀起的世界大战并没有帮助德国走出经济困境,在给人类造成巨大伤害,并付出巨大成本后,战后这个国家最终成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继续冷战的前沿。

  作为热兵器时代的极端对垒总算烟消云散,但霍布斯鲍姆所指的另一场“世界大战”则刚刚拉开帷幕。“冷战一举消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种种冲突对立,往日的恩怨情仇,在非此即彼的美苏对立之下,全都黯然失色”。

  冷战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选择。一端是苏联集权式的中央计划经济。这种经济并非毫无成就,恰恰相反,在20世纪20年代末欧美传统经济强国纷纷陷入大萧条时,苏联却持续保持着令西方经济学者目瞪口呆的增长;另一端则是以美国为主的欧美阵营。这个阵营主要崇尚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斗争策略,欧美国家自由市场经济推崇至极,但事实上,美国之所以走出大萧条阴影,显然与极力主张扩张财政的“罗斯福新政”有着密切关系。有必要指出的是,当欧美一边斗争一边在重新正视凯恩斯主义的优长,并积极转化为经济实践时,沉浸在二战胜利喜悦中的苏联却未能清醒地认识自身,更未能取人所长。

  由于强调中央计划经济,所以必然强调计划者的高瞻远瞩。曾推出《重新发现市场》一书的著名经济学者约翰·麦克米兰在谈及此事时曾指出,这种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要求决策中心必须掌握足够全面足够充分足够准确的信息,当然仅有这些还不够,决策者还必须作出足够正确的选择。事实上这是无法实现的。现实恰恰是,市场个体才最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才可能作出更加有利地选择,以此迅速地去改变现状,在这样的改变中去促进市场的蓬勃发展。显然,这在苏联的计划经济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

  今天,我们回望苏联的计划经济,其弊端历历在目,比如特权阶层。另一方面,苏联计划经济导致官僚机构日益走向庞杂。当基层人员失去灵活自由的支配权,所有职责便是当好传声筒而不问决策对错,结果“全部重任便落在仅有的上层少数人身上,中央集中化的程度日益加重”,官僚体系急剧膨胀。“到30年代的最后几年,行政人员每年以二倍半于总就业人口的速度增长,战争逐渐到来,苏联已经发展成每两名蓝领工人,就有一名行政人员的头重脚轻之势”。从这层意义上讲,苏联并非被冷战打败。有趣的是,当苏联瓦解时,居然也引来冷战对手们的愕然。

  虽然苏联的计划经济最终轰然倒下,但麦克米兰并没有否定政府在市场中的存在意义。因为市场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如果没有合理的规则,市场可能一团糟,所以政府的主要责任就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规则落实的监督者。麦克米兰甚至指出,好的政府监管胜过法律。相较于法律的周密但拖沓,快速和有效的监管显然更能满足市场发展所需要的效率。事实上,在冷战中胜出的美国,其政府在市场中依然保持着较多职能。尽管如此,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各界就曾一致声讨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力。

  本书虽然将重点放在20世纪,但鉴于这个世纪的前车之鉴,霍布斯鲍姆对未来进行了悲观的展望:“进入第三个千年的世界,显而易见,必将仍是一个充满了暴力政治与激烈政治剧变的人间”。

  战争暴力依然是霍布斯鲍姆最为担忧的主题。确实,在快速发展的科技力量助推下,以核武器为代表的战争破坏性空前提升。随着核技术的一再扩散,“有朝一日,将核武器设计成小团体武器也并非没有可能”。

  除了对战争暴力的强烈担忧外,霍布斯鲍姆认为“新千年中,最大可能的冲突来源,是贫富地区之间愈益快速加深的巨大鸿沟。”虽然“地球村”的概念问世近半个世纪,但人类在解决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贫富差距问题上做得并不够。一些发达国家看似道貌岸然,但永远将自身利益置于首位,不管比较对象是多么贫穷,多么需要扶持——自私,依然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最大敌人。

  针对未来千年,霍布斯鲍姆列举的不确定因素众多,但就所有这些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的因素,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在霍布斯鲍姆看来,20世纪人类之所以深陷极端的泥潭之中,就是因为矛盾双方只是形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尖锐对立,各方缺乏沟通博弈的包容渠道。也所以,在未来,如果“设有政治机制经常了解民意,并有方式让民众表达其政治倾向的国家,差距日重的现象,不足以造成革命,或导致上下之间完全断层”。从这层意义上讲,只有人类保持着开放和民主的思维,只有人类共同建立公开公平的博弈机制,那些可能导致极端的苗头才可能消灭于萌芽之中。

  书籍信息:《极端的年代:1914~1991》,[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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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极端 霍布斯鲍姆 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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