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的城市主义者:评程小莹长篇新作《女红》

2014年09月17日17:53  读书专栏  作者:李其纲  
女红女红

  文/新浪专栏  悦读汇  李其纲

  一个温情的城市主义者,就像一个温情的啤酒主义者一样,喜欢沫,喜欢夏夜无边的黑暗中泛起的沫,白色或灰色的海滩上,手握着的沫。沫是温情,温情如沫。

  在程小莹的记忆中,或者,在这座城市的记忆中,相当长的时间内,城市的主体就是厂房、烟囱、机器。当他想赋予城市某种温情时,首先绕不开的就是如何赋予这些有着粗硬线感的厂房、烟囱,这些有着冰冷躯体的机器……以某种温情涂染,产生某种“沫”。

  在布莱希特的“异化”理论中,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的异化与机器对人的占领和掠夺直接相关。人创造了机器,但机器反而开始役使人。人成了机器的延伸,或者就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机器,是魔鬼,是魔咒。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一旦机器拥有者的主体身份发生位移之后,机器的符号意义立即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机器,又摇身一变成为天使。这种对立的两极,显然都为程小莹所不取。他在《女红》中竭力还原出的人与机器的关系,实质上是本真意义上的人与物、人与自然的那种关系。它朴素之极,又遥远之极。人与机器的关系,就像先民们与土地、与森林、与草原的关系一样。人与机器的对话,亦如先民们与土地、与森林、与草原的对话一样。

  秦海花以及秦海花们与锭子交换过灵魂,倘若她们心情不好,她们纺出的棉花心情也会不好;小炉匠、马跃则对A513细纱机倾注了他们的全部心血,机器上的开口销、圆锥销、圆柱销、槽销,任何一个销子的异动都会激起他们的心动,销子在他们心中,宛如每一棵树在森林中,每一棵草在草原上。在《女红》中,人与大自然的互渗(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人认为自己通过神秘方式与外界相互渗透,并将其称之为“互渗律”),衍变为人与机器的互渗。

  程小莹的聪明与温情或在于:他既没有像叶芝、茨维塔耶娃那样,对机器表现出某种不屑和愤怒,也不像被罗兰·巴特所嘲笑的庸俗现实主义作家加洛迪那样,对机器进行盲目的热烈讴歌。加洛迪曾经这样写道:上半身倾斜着,不顾一切地扑向排铸机的键盘……快乐在他的肌肉里“唱歌”。可在巴特看来,这种对机器的盲目尊奉就是一种平庸。而程小莹也做到了对伤痛的“同情的理解”,他既不是叶芝,又不是加洛迪,就是站立在机器中,用眼光抚摸机器的一个人——就像先民们站立在土地中用眼光抚摸土地一样:这土地既给他欣喜,又给他劳累,但人离不开土地,就像人同样离不开机器一样。

  作为一个温情的城市主义者,程小莹的眼睛,却只盯着这座巨大城市的一个区域。他省略了老城厢、石库门、亭子间,省略了淮海路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省略了陆家嘴现代风情的高楼巨厦,省略了桃江路上从老别墅斑驳的墙壁上爬出的绿萝。他像一个部落酋长,只在他的领地逡巡。这个部落的名称叫杨浦,或许还可以加上一“大”字,大杨浦。在某些作家笔下,这是一个堆积着苦难与沉重的区域,但在程小莹的笔下,它是一个泛着啤酒之沫的区域,泛着啤酒独有的苦涩之味的区域。即便是抒写苦难,在他笔下,也有着某种轻盈而不是沉重。他写了一个庞大的下岗工人群体。比如马跃,他下岗,他离婚,他孤独,但他始终亢奋地顽强地活着;他拉琴,他创业,他在这座城市制造秘密,也寻找秘密,他的快乐就是那些秘密,他在享受那些秘密时,他本身也成为一个秘密;比如北风,她在深夜里绷绒线而生发的那些感悟,有忧伤,但又不仅仅是忧伤,那是能比忧伤淌得更远的东西,有一种坚韧,有一种苍凉,更有一种“天凉好个秋”的超然。

  但我以为,程小莹的温情肯定不是一条小溪的温情,那可能是一条江进入平野进入秋天后的温情。一种宏阔的城市气象同样被他摄入笔底,达到真正的圆融汇通。他不仅梳理了杨浦的空间地理,梳理了杨树浦路,梳理了定海桥复兴岛,他还敢于将那壮阔的弥漫的车流也纳入他的摹写中。这恐怕是艰难的摹写,惊心动魄的摹写,车流在北京路上奔淌,在四川路上奔淌,碰擦、疾驰、腾挪、犹豫、愕然、兴奋、紧张、把玩,所有的或者该有的人,作为人可能产生的情绪,似乎都在车流那儿得到了呈现。而一个巨大的城市综合体,所给予我们的,离散、异质、丧失距离、丧失边缘感的、迷乱的、无中心感的、多样化的……所有这些感受,似乎也找到了它的客观对应物。更为重要的是,它让小说叙述所建立起来的空间,不再局促,不再逼仄。

  江之沫与啤酒之沫,就在这时融合了。它仿佛在说江的故事,也仿佛在说啤酒的故事,但又不仅仅是江的故事,不仅仅是啤酒的故事。

  书籍信息:《女红》,程小莹,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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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程小莹 女红 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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