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一生:“成也共产国际,败也共产国际”

2014年04月02日17:06  读书专栏  作者:启风  
王明年谱王明年谱

  文/杨津涛

  说起王明,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这个名字会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与博古一起被作为中共“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说他们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是王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一生与中共、与毛泽东又有着怎样的纠葛,长期以来都属于一段被雪藏的历史。

  学界对王明的研究始于“文革”结束后,1989年郭德宏与周国全、李明三推出了当时国内第一部《王明评传》,1991年郭德宏又同周国全出版了《王明年谱》,也就是社科文献这本800页著作的前身。

  郭德宏先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三十余年,在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他不同意红军长征是一次“战略转移”,直言各路红军出发长征“都不是主动的,而是被迫的”;也反对将国民革命军(国军)称为“国民党军”。郭德宏对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一面敢于质疑毛泽东的经典理论,一面力图为陈独秀、王明“平反”。其中,王明研究是郭德宏着力最多的一个方向。

  早在2006年,福建师范大学郭丽梅在写作硕士论文《郭德宏与中共党史研究述论(1978—2007)》,采访郭德宏时,郭先生即对其表示,“在他即将退出研究领域之前,最后将重新编写《王明年谱》”。事隔多年,郭先生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

  郭德宏对多元资料的应用

  先前一部《王明年谱》字数仅16万字,印数也只有2000册,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传播力上看,都不如人意。新《王明年谱》字数是旧作的五倍多,将王明一生分为“童年、青年时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及上台”“在共产国际”“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第三次到苏联”七个阶段。在年谱中,郭德宏一方面参考了更多的鲜见资料,另一方面则加进了各家学者的不同阐释。

  在资料方面,郭德宏不只一次表示,关于中共党史的资料,如年谱、文稿等等,已经出了很多。学界中的问题,其实不在于没有材料,而在于肯去花时间阅读和挖掘新材料的人太少。郭德宏编《王明年谱》引用资料两三百种,其中即有不少早已公开,而没有引起研究者充分注意的材料。

  当然,郭德宏并不满足于此,他在《王明年谱》中还首次应用了一批档案文献,如中央档案馆和俄罗斯研究机构所存的王明档案、俄文版的《王明全集》,以及王明夫人孟庆树整理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等。如《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至今未曾公开发行,郭德宏从王明之子王丹之获得此书书稿后,即发表《王明回忆录提供的新资料》,披露一些关键内容。由王明家人肯将王明最后留下的资料交予郭德宏,也可见他们对郭先生学术能力与学术立场的信任。

  也许有读者会说,香港早有名为《王明回忆录》的书行世,莫非是一本伪作?其实那本书原名《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1975年在苏联首次出版。内容包括王明四篇文章,谈遵义会议、延安整风、“文革”、批林批孔等。1981年被大陆官方改名《中共五十年》,作为内部读物,出了中文版。王明在1956年就离开中国,没有经历后面发生的一系列运动,那他谈“文革”的文章,又如何能是回忆呢?所以后来香港将其易名《王明回忆录》,纯属出版社炒作的噱头。

  虽然《中共五十年》一书在很多地方并不可靠,但郭德宏还是在书中屡屡引用,这正反映了其在“编写说明”中的话,“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回忆,有不同的表述;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别……编者尽量详尽地把各种说法都吸收进《年谱》中”。这就是当年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做法,不管官史、野史,无论说法有几成真实性,先全部整理搜集。至于谁是谁非,即交由后人去研究了。

  引用学者阐释,也是《王明年谱》的一个特点。通常我们所见的年谱,如丁文江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这种,内容就是逐日记录传主的行程、事迹,兼采一些文章、书信,以佐证传主各个时期的思想特征。而郭德宏编《王明年谱》,在照顾到以上内容的同时,还筛选了杨奎松、高华等学者对事关王明的一些关键问题的评论。

  因为郭德宏引书众多,且内容详尽,使内地读者可以看到很多不易见到的著作片段,比如著名的《延安日记》和《红太阳是怎么样升起的》。

  共产国际有没有指示让毛泽东做中共领袖?

  有了上面这些资料的支撑,使中共党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有了澄清的可能。在《王明年谱》中,对顾顺章与向忠发叛党、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王明中毒事件等问题都有新资料披露,刷新了过去的传统观点。

  1929年,王明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得意弟子回国,成为米夫钦点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掌握了党的实权。1937年,王明在做了几年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第二次从苏联回国,就任长江局书记,负责中共南方事务。在此期间,王明多次擅自用中共中央名义,发布文件或宣言。由此可以想见,王明确实有挟共产国际自重,争夺中共领导权的意图。

  那是什么使王明放弃了此种意图呢?今天的学者,如大陆的杨奎松、台湾的陈永发,大都采信王稼祥从苏联捎回的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口信,即所谓“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王稼祥后来还有回忆说,季米特洛夫交代他和任弼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

  在《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中,王明给出了另外的说法,即所谓王稼祥捎来的口信为“毛泽东安排的诡计”。他说,同意毛泽东做中共总书记的不是季米特洛夫,而是共产国际另一位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王明称“王稼祥临走前又来见季米特洛夫时,曼努伊尔斯基当着王稼祥面又说:‘要选毛泽东做总书记。’曼努伊尔斯基说这句话时看着季米特洛夫,意思是要他点点头。结果,季米特洛夫就点了一下头!”王稼祥回国后,毛泽东对他说,“你在六中全会上就说是季米特洛夫提的,其他一句多的话也不要说。”

  因为王明有编造中毒事件(本书中有详细资料证明,此实为一次医疗事故)的前科,使我们对他的一些“新鲜”言论,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警惕。对于王明说王稼祥“假传”共产国际“圣旨”这个说法,郭德宏就是不予置信的。不过季米特洛夫的所谓口信,至今没有一手材料佐证,所以我看王明此说倒也不妨存疑,以待未来新史料的发掘。

  从王明对季米特洛夫这个口信的在意程度来看,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无论此指示真假)。

  王明至死都在“斗争”

  王明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不过十年左右。他“口衔”共产国际的“天宪”,在一些时期指导了中共发展。但一方面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和中共的情况,没有真实的了解,一方面共产国际在制定中国政策时,会优先考虑苏联的国际利益,所以其命令很多时候并不利于中共发展。王明一味按照共产国际的既定政策办,就不免会出现后来被中共定性为“左倾”或“右倾”的错误。王明的政治生涯,真称得上是“成也共产国际,败也共产国际”了。

  所谓“左倾”在教科书中说得很多了,就是“冒险主义”错误,让红军去和第五次“围剿”的政府军正面交战,致使红军损失惨重,开始长征。其“右倾”错误则是指,王明当长江局书记时,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被延安指为“事实上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石,放弃独立自主”(杨尚昆语),因而是奉行“投降主义”。

  如果跳出中共党史的框架,王明为了抗战大局,让中共尊重国民政府,那不仅无过,而且是有功的。这正是郭德宏在重新评价王明时,常常强调的一点。

  身上背负了这样两个“错误”,又有王稼祥捎回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王明自知无力继续与毛泽东争夺中共领导权。于是他的态度发生了一个大转变,在演讲中称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王明这一时期的言论,如郭德宏所说,比“文革”期间林彪、康生对毛泽东的吹捧,也毫不逊色。

  对王明在1941年前后的这种举动,郭德宏在年谱中引用高华的说法,“1938年共产国际在斯大林大清洗中遭到严重摧残,王明的恩师米夫因与布哈林有牵连,已被处决,王明失去了保护伞。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季米特洛夫未与王明直接联络(或许有联络,但电报被毛截留),倍感凄楚的王明只能审时度势,违心地向毛低头。”

  王明说这些话都是口是心非,所以到了延安整风期间,他又对以往所犯“错误”矢口否认,企图打一场“翻身仗”。由于《王明年谱》是逐日记录王明的言行,为读者在细微处解释王明这些“诡异”的转变。

  郭德宏《王明年谱》征引资料虽多,但毕竟无法面面俱到。我在这里就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中的内容,作为对王明病后在延安生活状况的一个补充。1945年,左舜生、傅斯年等六参政员访问延安时,他们主动要求见一见王明。

  左舜生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观察到王明一家的屋中“除了一床一桌和几张板凳以外,别无长物。看他的太太和小孩的样子,似乎是营养不良,保健饭未必于他们有份,甚至有人揣测他们是从另一地方被搬来给我们看的……在参政会颇能表现一种斗争精神,领袖欲似乎很强……我们这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已经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什么英雄气概已没有了。”

  左舜生想不到的是,他印象中这位有“斗争精神”的老朋友,当时固然是只“斗败的公鸡”,被迫对自己的“错误”做了检讨,但其实一直心有不甘。1949年后,王明为了抗拒进一步的自我批评,1950年以治病为名去了苏联。1953年回国后仅仅两年,他就又一次前往苏联,直至1974年去世。在这几乎二十年的时间里,王明没有一天不在“斗争”,即使弥留之际,还在准备将那本著名的《中共五十年》付梓刊行。

  即使是在“文革”后,国内关于王明的文章,也还是多集中在1949年前,而对他出走苏联的后情况所言甚少。郭德宏的《王明年谱》不仅补充了这一部分内容,还在“谱后”一节中简要回顾了王明去世后,学界对其所作的研究工作。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今天能有这样一本客观的《王明年谱》出版,是多么的不容易。(媒体来源:《南方都市报》)

    书籍信息:《王明年谱》,郭德宏,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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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王明 年谱 共产国际 郭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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