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场”的内与外

2014年03月28日11:02  读书专栏  作者:陈嫣婧  
中国文学场中国文学场

  文/陈嫣婧

  看完曾念长的新作《中国文学场》,从张柠的代序《文学场中的权力游戏》开始,一路“群情激奋”过来,像是在坐过山车。北大教授郑也夫在书中评价说:“这部作品或许可以称为他(曾念长)的处女作,这部书稿也确实有处女座的特征:热忱与锐气”,此言中肯。作者身为一名文化专栏作家,他的文字有时代感,有抓问题的能力,也有在最快时间内评判、下定义甚至是煽动读者的能力。这些品质在他的这本作品中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一个在学院里呆过,也同样对文学怀揣过不合时宜的敬意的人,我能感受到以作者为代表的一系列身份庞杂的“文化人”或“知识人”的共同焦虑。曾念长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处借来“文学场”的定义,本身就让人很不舒服。“在布迪厄的场域视野中,文学场就是一个利益场,它表现为权利、资本、惯习三种力量相互纠缠和斗争的社会实践过程。”这话说得太伤人了,把文人当成和政客一样冷酷,和资本家一样残忍,和看客一样平庸,这对文学本身,是多么大的伤害和抹黑。但00年后的中国文坛,又似乎就是这样让人心灰意懒。浏览本书的目录,从“下半身”到“美女作家”,从市场化到媒体秀,从诗人到小说家,高校教授到评论者,每个人仿佛都在前仆后继地适应着商业时代的文化游戏。这样的大刀阔斧,勇气让人敬佩,豪气让人喝彩,但放下书,回味之间却又发现似乎一切都有些过于简单了。作者意欲分析新世纪主要文学现象的某种走向,就像股票分析师对着走势图干的那样,但这种分析,本身是否能得出一些规律化的东西,是否有一定的预知功能,甚而是否能开出一张改善的药方,没人有这个把握。我想,作者也没有。

  我以为,布迪厄的理论本身并没有错,任何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都会有一些特定的规则和逻辑,就如在赌场上输了没钱还要砍手指,文坛也是一样。布迪厄作为社会学家,提供的只是某一种视角,你可以这么看,也可以不这么看,有些现象适用于它,有些也未必就适用。举个例子,书中《文学与文化的冲突》一文论及当年朦胧派的三大理论主将批判“下半身诗歌”的事,质疑为什么当年离经叛道的“朦胧派”如今会反过来痛批同样离经叛道的“下半身”。作者自己给出的答案是:“进入90年代后,朦胧诗早已脱去了作为离经叛道的文学的先锋形态,它先是在正统文化中获得合法席位,接着融入到保守的文化秩序中去。”的确,随着人们阅读视野的开阔和阅读心智的成熟,朦胧诗确实已经不再“先锋”,但如果我们从文本解读的角度出发,“先锋”与“保守”这样二元对立的语词概念是否仍然适用于评判诗歌本身的发展呢?譬如当年写作《一个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的孙绍振,如今用他所熟悉的诗歌文本解读理论来批评“下半身”的文本漏洞,这种批评就是落伍而保守的吗?一种文学现象的形成,本身就处在其“史”与“本”的双重标准下,郭沫若的《女神》有很高的文史意义,但其文本意义又如何呢?如今的“下半身”写作,处在与《女神》相似的位置上,就不能容许批评家用文学内部的标准去判断批评了吗?处于两种标准之下的阐释行为本身意义不大,过分强调任何一方给文学施加的作用都是不客观的。其实,评论家们,当然我指的是那些真正思考过的评论者,如果愿意为一种新生的文学现象作点评,哪怕是严苛的偏激的,都恰说明了文学本身的去功利化,毕竟这不是黑帮抢地头,也不存在话语权的强弱问题。相反,倘若过分在文学身上强化时间的概念,简单地把是否“落伍”当作某种权利的表现方式,那文本就真的不再是独特而美丽的东西了。

  同样的,作者在书中不止一次地强调文化环境对于文学创作的负面作用。其实何止是文化环境,整个的社会环境对文学的负面影响都是强大到让你无法视而不见的。文坛不是圣坛,作家也不是受难的耶稣,商业统治时代的文学创作其艰难的程度固然是每个作家的感同身受,但如果简单地把作家的生存归纳为对名利的追求,那么就像是归纳人都要吃饭一样,虽然说了真话,意义却不大。其实,作者自己也意识到,哪怕世道再艰难,总有作家试图在倾诉文字的真相。在《外省的先锋小说家》一章中,作者例举的福建作家陈希我的例子就让人仿佛于迷雾中嗅到了清新。当然,这个例子说的并不是这名作家如何的出淤泥而不染,如何的神圣。作者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论证这个“文学场”中之人有多么异类。相反的,我能理解他想说的是一个作家生存现状的分裂,这分裂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至少它昭示了强大的大众文化环境对于一名创作者的桎梏,哪怕这种桎梏是他自愿套上的枷锁。可是,古往今来,有多少作家不是双重人格,不是自我分裂,不是一边过着有儿有女的世俗生活一边举起鞭子痛抽自己灵魂的呢?托尔斯泰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创作和生活本来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我甚至认为,作家都是养出来的,你生活得不安定,那些杂七杂八的生活琐事把你折腾得半死,你还能有时间写作品?从二十世纪开始,作家的创作早已不是从“体验生活”中得来的了,看看卡夫卡,看看乔伊斯。陈希我的两面人生,不但没有给我一种文学陌路的感觉,反而让我看到了文学在一名作者身上体现出的强大,强大到他愿意把自己的全部内心与思想留给笔下的文字,而非世俗的生活。这不是一种虚伪,而是一种坚韧。这难道不是离“场”而存最好的佐证吗?

  也许,在这个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场”里,到处都是话语权的争夺,到处都是金钱的交易,连“纯文学”这个概念都变成了一种区别于商品文学却与之同等的权力象征。的确,我们身边的声音太多太杂,多到让人厌烦。现在都说,还是向往那个一根电线杆倒下来就能砸死一堆文学青年的八零年代,再不然,即便退回到士大夫掌握绝对话语权的封建时期也好。可纯粹并不就是好事,众人瞎起哄也不一定就能生产出多少好作品。文学的死敌太多,盟友太少,作家都是孤儿,没人疼没人爱。萨德如此伟大,尚且蹲过保守党与革命党的大牢,你能判断哪个党的牢房更进步吗?万马齐喑之下,我且悲观地认为,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绝对保障文学的纯粹性,但也不会轻易淹没这种纯粹性,因为它有一种脱离“场域”而存活下来的功能,叫作超越。

    书籍信息:《中国文学场》,曾念长,上海三联书店,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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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文学场 话语权 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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