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华民国重新划界——读刘仲敬《民国纪事本末》

2014年02月28日13:48  读书专栏  作者:启风  
民国纪事本末民国纪事本末

文/启风

  所谓“纪事本末”是综合了纪传体和编年体各自优点的一种历史写作方法,由宋人袁枢首创。以纪事本末体记录一个时期的历史时,要先列出这一段时间的各个重大事件,然后依时间顺序详叙事件的前因后果。纪事本末体史书中,著名的有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及今人魏宏运主编的《民国史纪事本末》等。

  以魏宏运的这套书为例来说,其条目有“清末预备立宪”、“善后大借款”、“安福系和安福国会”等,是标准的纪事本末体。相比之下,刘仲敬这本《民国纪事本末》看上去名不副实,全书分为“军兴篇”、“立宪篇”“行宪篇”等,依时间先后记叙民国宪政进程,更近似于编年体,而非纪事本末。

  刘仲敬将书名取为“民国纪事本末”,而不在“民国”后加上一个“史”字,我觉得是大有深意的。她意在展现中国这个古老帝国,于共和后所走的宪政轨迹,而非书写当时历史全貌。所以,刘仲敬这本书其实只有一个条目,那就是“民国”,他以宪法与国会的大“串烧”展现了法律意义上的中华民国。

  以法统存废划分民国

  民国法统有两个,北洋政府法统起自《临时约法》,选举产生第一届国会。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以国民党发动叛乱为由,解除国民党籍议员资格,导致国会无法开会。袁世凯非法召集“政治会议”,制定《中华民国约法》。帝制运动失败后,段祺瑞主张承认袁记约法,南方则要求恢复《临时约法》,是为“新旧约法”之争。黎元洪最终依《临时约法》以副总统继任大总统。

  1917年,张勋复辟帝制,国会再度被解散。段祺瑞“三造共和”时,听从梁启超的意见,不再恢复旧国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国会,即所谓“安福国会”。部分旧国会议员南下广州,组成“非常国会”。直皖战争后,直系解散新国会,又召集旧国会,请出黎元洪,是为“法统重光”。没过多久,曹锟迫走黎元洪,通过贿选当上了大总统,国会在其任期内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曹锟宪法)。由此可见,北洋法统数度被破坏,国会被各系军阀们呼来喝去,有何权威可言?

  网上有很多不求甚解的文史作者,将民初政党政治的消亡归因于北伐,说国民党破坏了北洋宪政云云。事实上,自曹锟贿选事件后,国会声誉跌到了历史最低点,议员被目为“猪仔”。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曹锟被囚,张作霖、冯玉祥请出段祺瑞,推他做“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下令取消曹锟宪法、废除国会,宣称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中华民国法统亡于今日”。

  刘仲敬不仅注意到了民初政党政治消亡的正确时间,还独辟蹊径地以宪政进程为民国重新划界。在史学研究中,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是两大块内容,写通史的人,几乎全部是通过北伐战争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即国民党武装消灭北洋军阀,实现政权更迭。然而在刘仲敬那里,民国转捩点是段祺瑞取消法统。自执政府开始,至国民政府训政结束为止,中国都是被没有宪法的“革命政权”所统治。书中记叙时间最长、篇幅也最大就是第十一章“革命编年史”。

  需要说明的是,段祺瑞在台上一年半,始终是“临时”的名义,等待召开“国民代表会议”,解决宪法等一切问题。只是后来张作霖自称安国军大元帅,建立了军政府,使北洋法统再也没有恢复的机会。国民党在消灭北洋军阀后,依据孙文的建国理念,造了一个新的法统出来。国民政府1947年“行宪”,以蒋介石为第一任总统,不承认北洋政府历届总统的合法地位。

  刘仲敬说,大多数著作将民国年间的政治、军事斗争描绘为朱元璋、张士诚那种“争夺权威的战争”。我觉得这不是实情,即使在从前以孙文为中心的革命史书中,叙及二次革命或护法战争这样的事件时,也必然会有关于制宪、关于新旧国会的解释,不然读者就不会理解孙文“护法”护的是什么法,他那个大总统又为什么要加“非常”两个字。

  另一方面,民初各派军阀间的争斗,虽时常打出维护法统的旗号,但实质上还真的就是朱元璋、张士诚们争天下的翻版。社科院学者邓野致力于国共关系研究,他将民国的政治逻辑概括为“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在我看来,这个判断也同样适用于民初。不管是直系、皖系,还是奉系,军阀们在启动战争时,都会搬出一个维护法统,或者捍卫共和的旗号,但其实质依旧是争夺地盘。打一个比方,军阀好比是曹操,宪法就是汉献帝,军阀争夺法统、控制中央政府,无非是意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罢了。要研究东汉末年的政治状况,要看的重点显然不是许昌朝廷,而是兖州曹操、冀州袁绍、江东孙策!因此,法统固然是民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但终究只是一个装饰政争的幌子。

  对民国法律,刘仲敬还注意到另一个重要时间点:1924年4月1日。这一天,孙文罢免了主张“司法不党”的大理院院长赵士北,刘仲敬对此的评论是“司法党化始于此”。学者李在全也曾指出,赵士北丢官的原因就是他不明白,以革命为己任的国民党在司法领域也必须“以党治国”。此后孙中山所辖地区的法院开始设立党部,法官全部入党。

  犀利的观点表达

  刘仲敬的豆瓣ID是“数卷残编”,被网友昵称为“数卷阿姨”,她做过法医,翻译过休谟大部头的《英国史》。刘仲敬在豆瓣以渊博著称,但对民国史似无深入研究。她在《民国纪事本末》后列的参考书目中,多是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这类研究性著作,及芮施恩《一个外交官使华记》这种常见的回忆性资料。刘仲敬将这几十种书统称为“参考文献”,而事实上,其中能称为文献的寥寥无几。附录中列有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可知刘仲敬著书时当是以此书为底本,依照表现宪政历程的主旨,进行了增删。

  作者自谓本书填补了民国宪制演变史的空白,梳理了历次制宪、历届国会。其实民国立法史、国会史的著作已有不少,荆知仁《中国立宪史》、张朋园《中国民主的困境》即是相关著作中的佼佼者。本书除了写作方法上的创新外,真正的意义在于作者一些犀利的观点表达。如论及1924年,北大四十七名教授上书,要求政府无条件承认苏联一事时,刘仲敬写道:“顾(维钧)、王(正廷)以建交为饵换取收回外蒙,激进学人乃欲胁本国政府主动放弃唯一外交底牌,岂止书生误国?”同时孙文又欲借苏联力量发动革命,以至北洋政府不得不承认苏俄,以避免内乱的发生。刘仲敬感慨说:“家有逆子,自难耀威于外”。全书中论一事而用三页篇幅的,惟有张作霖在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一事。刘仲敬分析了苏联为颠覆中国政权而进行的种种准备。

  因为作者毕竟不是专业研究者,在一些细节难免出错。书中说,“鄂州首义约法、民元约法皆公手定”,这里的“公”指宋教仁。《鄂州约法》确是宋教仁起草,但现在的研究已经证明,先后参与制定《临时约法》的23名代表和议员中,并无宋教仁。参议院组织起草《临时约法》时,宋教仁已不在南京。宋教仁的思想影响到《临时约法》不假,但无论如何算不上“手定”。

  作者写这样一本书,目的是要在权力斗争、军事交锋之外,向读者介绍民国的宪政实验的历程。然而行文中的半文言和偶以别号称人的做法,显然都不利于内容的传播,这或许是作者当初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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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刘仲敬 民国 纪事本末 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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