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德国巴伐利亚州第二大城市，仅次于首府慕尼黑。我们能了解这个德国东南部的城市，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二战后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10月期间，在这里举行了对纳粹战俘的审判，史称纽伦堡审判。
战后对纳粹战俘的审判，除了纽伦堡审判之外，我们还熟悉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德国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那次审判因为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长篇报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以及她提及到极端的恶与平庸的恶之间的争议更为人所熟知。但实际上，无论是审判的规模、意义和影响，纽伦堡审判更具有代表性，尤其是考虑到二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国与国之间并未达成共识，国际法庭远未成型，几个大国之间对纳粹战俘的处理存在很大的争议——丘吉尔就曾建议将纳粹领导人直接拉出去枪毙，而不是通过司法形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再加上他们有着更深一层的担忧，因为这样的审判并无先例，是否能够成功还无法确定，如果让纳粹战犯通过合法途径逃脱了惩戒，审判就成了笑柄。至少从这个意义上，纽伦堡的审判为后来的耶路撒冷审判提供了一次相对成熟的经验。
所谓“相对成熟”当然不是说说而已，纽伦堡审判的争议从未中断过。正如阿伦特质疑的那样，对纳粹提起诉讼的罪名：第一，阴谋违反国际协定发动侵略战争罪；第二，破坏和平罪；第三，战争罪；第四，反人道罪。这四条罪名都没有任何先例，国际刑事法庭的刑事判决是否适用于自然人，法律是否有追溯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也同样有罪”等等一系列法律和正义问题。尤其是最后一条，盟军在战争中也使用了过度的暴力，纽伦堡在审判时是一片废墟，就是最好的例证，而苏联在战争中对德国造成的破坏与大屠杀也有目共睹，另外同盟军军官也会阻挠审判，因为他们担心在战后落到同样的下场。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纽伦堡审判的正义性和合法性都会受到方方面面的质疑。
现如今我们回首历史，当然可以坦然说，当年的纽伦堡审判是一次政治上的胜利，而不是法律上的胜利。但是对当年涉身其中的人而言，这样的审判如何执行，何时到头，取得什么样的结果都无法预料，除了不断地煎熬，根本没有任何胜利可言。从这个角度上说，《纽伦堡来信》这本书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本书的作者是克里斯托夫·多德，他的父亲托马斯·J·多德在1945年时被派去处理纳粹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是审讯纳粹战俘的四位美国律师之一，而且是唯一的平民。从1945年9月到达满目疮痍的纽伦堡开始，到1946年10月对二十一位纳粹战犯进行判决，这整个一年多的时间内，托马斯全程参与了这次审判。他有一个良好的习惯，每天忙完工作后，都会把每天的工作情况写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妻子格蕾丝，同时也在信中写下了对妻子浓浓的依恋与想念。时隔多年，托马斯的儿子，本书的作者克里斯托夫决定发表这些信：“然而就在我开始思考父亲如何看待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事件，以及目前美国本土发生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决定公开这些信件。父亲曾在纽伦堡审判上陈述过的法律规则，以及他曾在审判中有力表达过的一些标准，似乎已因一系列的过度滥用而迷失，我们的国家也犯了其中一些错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原因，“这也许难以令人相信，但确实存在着一个对纽伦堡和其深远意义一无所知的世界。仍然有人否认大屠杀”。
我们已经见过各种大屠杀的叙事，无论是幸存者回忆录，还是好莱坞电影，都对纳粹战犯的罪行进行过刻画与描述。但是任何虚构的文本和回忆都无法与这些记录下来的私人信件相比。回忆也会变形，虚构更会对历史的真实性形成一种虚假性损害。只有这些当下的、真实的、迅疾的私人书信代表了一种更为客观的书写态度。更为难得可贵的是，托马斯在书信中几乎触及到了纽伦堡审判中的每一个层面，他们内部的争斗与排挤，国家之间敌视，审判的困境，堆积如山的证据如何采用，犹太人的缺席，各位法官的个性与特点，对官僚制度的厌恶，二十一位纳粹战犯的特性，当然还有他们当时在纽伦堡的真实生活状态，都被他写到了信中，这本书信集不啻为一本纽伦堡审判的内部档案。他真实记录下了自己的困惑与思索。正如他在1945年8月27日的信中对妻子所言：“我已经把每天给你写信这件事，首相当作跟你聊天沟通的机会；其次，也当做是为你，同时也是为我，以及我们的今后，记录下我在这里工作的经历和曾经有过的想法的机会。”
这其实也成为了纽伦堡审判的意义。在1945年11月审判开始时，首席大法官杰克逊就已经指出了纽伦堡审判的任务：“对全世界来说，纽伦堡法庭判决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怎样忠实地解释过去，它的价值在于怎样认真地儆戒未来。”除了核实和认定纳粹当局犯下的重要罪行，还有一点就是要“解释并规定新形成的国际法基本准则”。(《纽伦堡审判》)这样的任务也同时给将来同样的审判奠定了基础，形成的先例，尤其是给后来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指名了方向。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后记中曾经提到，在对艾希曼审判的辩护中，经常被援引的理由是，尽管在二战中最大的犯罪是对犹太人的犯罪，然而在纽伦堡审判中，犹太人却只是旁观者。耶路撒冷法院的判决是一个转折点：犹太人的灾难第一次占据了法庭审理的中心位置，正是这一事实使得这次审判与此前在纽伦堡及其它地方进行的审判截然不同，“但这充其量只有一半符合事实。其实，在纽伦堡审判中，正是犹太人的灾难促使同盟国开始酝酿‘反人类罪’”。她还解释说，纽伦堡国际法庭之所以没有能够在反人类罪的问题上充分地维护正义，“并不是因为受害者是犹太人，而是因为宪章要求，对于这种本身和战争几乎没有关系、但其行为却又往往混淆于战争并且对战争手段造成影响的罪行，要和其它罪行通盘考虑”。
托马斯在1946年6月9日的信中写到了这种类似的困惑，因为审判当中存在很多的问题和争议，因为没有重视犹太人和大屠杀遭受了很多误解：“有时我很气馁，不知道这一切是否值得。其他人待在家里，批评我们，因为我们想让发动战争成为不值得的冒险，而我却接受了这漫长而艰难的任务。”尽管如此悲观，但他仍然坚信“将来的某个时候，此案的真正价值会被了解、被理解”。从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纽伦堡审判对耶路撒冷审判的指导与警示作用，从众多纳粹战犯到一个战犯，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没有本质的不同，不会因为时间和审判地点的不同改变根本的判决。这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变化，历史给了我们指引。
《纽伦堡来信》并不是关于纳粹和大屠杀最好的见证读物，但是确实一本让我们真实感受到爱与正义之书。我们从中读到的是一个普通人对那些犯下人类暴行的纳粹罪犯的最为真实和感性的书写，因为从中感受到了人性的丑陋与黑暗，反而渴望正义得到伸张，更加珍惜和爱这个世界。
思郁
2013-8-26书
纽伦堡来信，【美】克里斯托夫·多德，拉瑞·布鲁姆著，周楠李静译，重庆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定价：3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