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作品的审美灵魂和当代意义

2015年04月01日18:46  读书专栏  作者:雷达  

  文/新浪读书专栏作者  雷达

  《平凡的世界》显示了一种强大的生命力,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谜。有时候我们无法知道,这个看起来面貌过于朴素的作品,为什么会受到这么长时间和这么多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从多年来大学生阅读状况的调查看,《平凡的世界》的借阅量始终居于高位。虽然80后90后年轻人中也有人说“这部书太遥远”了,甚至说它“过时了”,但总体看来,无论是书还是电视剧,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收视率和销售量。这就不能不让人深加探究。

一、

  《平凡的世界》有一个总的特点,那就是把历史命运个人化,把个人命运历史化,由此形成一个横纵交错的骨架,使之带有全景性、史诗性和开放性。所谓历史命运个人化,个人命运历史化,真做到可不容易;而《平凡的世界》却能化而为一,溶为一体,在人物身上闪现时代生活的剧烈变化,让时代变化在一个个偏僻山村的微不足道的农民的心灵激起波澜,它们不是两层皮,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人物的动机不仅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而主要是从历史的潮流中浮起来的。

  小说讲述的是1975到1985这10年间,陕北高原双水村三家人,孙家、田家、金家及其相关的一大群人的生活史,突出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人生奋斗经历,实际上作者写的远不止这些,他把笔伸向乡村、中等城市、省城、煤矿、学校等非常广阔的画面。卷首语说,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说明它不仅要表现历史交替时期具体的变动和是非,而且要大力表现在古老大地上和沧桑岁月中,普通劳动者们的一贯的真诚与勤劳,坚韧与追求。这就使一代代的读者,既可看多年前的日常生活场景,同时不断地把自己加入进来,在作品里找到自己,敲响心灵追求的鼓点。

  小说在视角上最突出的特点,是把焦点聚结在普通人,小人物身上,所以才叫“平凡的世界”。路遥是新时期底层叙事的自觉的先行者。路遥多次跟我谈过,他认为,在最平凡的生活里面,隐藏着动人的诗意和丰沛的社会内容。他并不否认帝王将相或英雄伟人的意义,但他更看重“平凡”,认为它的概率更大,意味无穷。他认为,小人物,大意义,一个个陕北农民,如一棵棵树,根子扎在中国大地的文化土壤中。他批评过,人们宁可关心一个小演员毫无价值的家庭琐事,却不愿意关注一个普通人生活艰难的追求,这是一种颠倒了的眼光。他就是想在平凡的世界里面,平凡的生活里面,平凡的人里面,发现一些真正值得记住的,带有哲理意义的,或者带有道德理想价值的东西。他说,“在最平常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这可说是《平凡的世界》在美学上很重要的追求: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展示底层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在艺术概括方式上,也有特色,那就是采取两种“交叉”——写城乡交叉地区和底层人物与上层人物的交叉。路遥和贾平凹不一样的是,他写的不是纯粹的,完全封闭的农村,他也重点写农村,但更注意写县城、省城,城乡交叉地带,在他看来这里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是信息量最丰盛的地带,最能认识中国基层社会的真面目。如《人生》中高加林待的地方多是城乡交叉。他作为村里民办小学的教师被人顶替了,他气不忿,就起来抗争,后来他进到县城里面,当上了县报记者,后又辞退。另一个“交叉”或尚不大为人注意,那就是“上下交叉”:在《平凡》里,田福堂与田福军哥儿俩,一个是道地农民,一个后来当到省委副书记。中学教师田润叶苦恋着庄稼汉孙少安;地委书记女儿、省报记者田晓霞热恋着煤黑子孙少平;而农家女,后来考进大学的孙兰香也与省委吴副书记之子谈恋爱,等等。在《人生》里,黄亚萍与高加林也是出身地位悬殊。这样的人物关系构成和位置的交错,使得小说富于张力;当然,其中也不无作者美好的心愿和理想化的一面。

二、

  如果说,以上所说,主要还是路遥作品文体,结构,视角以及艺术概括方式上的特点的话,那么我们需要着重解读的是,路遥作品的审美内核,审美灵魂,精神内涵,以及他的作品打动千万读者的秘密所在。路遥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物质上的贫穷者,精神上的高贵者,理想高远,品质高尚,毅力顽强,外在的贫困和内心的高傲形成了尖锐的对照和反差。他笔下的主人公虽各个不同,但对命运的抗争,不屈,力图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是共同的。为什么《人生》的主人公叫高加林?其实有路遥自己的影子。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天上有个卫星在转,上面有一个人在卫星里面,那就是加加林少校。路遥记下了这个名字,并把它给了他小说的主人公高加林。路遥小说中的人物经常吃的是窝窝头,看的是参考消息,卖的是苦力,想的是有一天在联合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孙少平说,“总有一天,我要扒着火车去外面的世界”。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们解析《平凡的世界》一定要看到它向上、向外扩张的力,那股内蕴的强烈的精神追求。

  我认为路遥作品中强烈的审美冲击力来自三个方向:一个是传统道德之美;一个是苦难、冶炼之美;一个是自我实现的未来之美;它们像三股强大的激流,激荡着无数青年读者的心。首先,在路遥笔下,双水村崇尚父慈子孝,长幼有序,用情专一,仁厚孝悌的伦理秩序。尽管也搞过阶级斗争,但传统美德作为精神的底盘,如厚土般稳定。孙玉厚就是一位坚韧顽强,淳朴善良的伟大的父亲形象,他培养了好几个优秀的儿女。在这里,传统文化是很具体的,一双新鞋先给谁穿,兄弟俩互相推让;一个白面馍留给谁吃,自然是留给奶奶;孙玉厚守候着一元钱的“失主”,为的是拾金不昧,处处透着诚信与仁义!孙少平要维护郝红梅的名声,那样执着;田润叶在李向前残废之后回心转意,升起了怜爱之情;这里又有多少厚爱和忠贞!当孙少平在矿山频遭打击,得到惠英的温情关照时,不由落泪,路遥抒发道,“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是冰冷的”。这是一个虽然贫穷却充满了劳动者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精神家园。

  更加动人的是,关于苦难的书写和在苦难中经受冶炼所产生的美感。路遥认为,“人生充满了苦难,在与其不断的搏击中,人才会活得充实一些,才能获得幸福感”。在《人生》里,高加林半夜拉大粪车挨家挨户地找粪源、掏大粪;高加林在县城叫卖馍馍,可怎么也张不开口;刘巧珍带着狗皮褥子去看望高加林,高已背叛,却泪流满面,无法开解。《平凡的世界》一开始写学生们到食堂打饭,馍分“欧亚非”三种,欧是白面馒头,亚是棒子面窝窝头,非是高粱面窝头,5分钱的菜是清水熬白菜,1毛钱有点粉丝,1毛5的才带点肉片。这都非常真实。郝红梅和孙少平总是最晚去打饭,他们是吃不起菜的。这段描写使我这个曾经的西部学子,涌上热泪。贫穷、苦难,往往又与劳动、爱情连在一起。在路遥看来,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孙少平发出过这样的内心独白: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得有无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当然,这不是说我愿意牛马般受苦。我也感到井下的劳动太沉重了。但要摆脱这种沉重是不可能的。再说,千百万人都这样沉重。你一旦成为这个沉重世界的一员,你的心绪就不可能只关注你自身。

  路遥写爱情也很独特,爱情如苦难中一缕绚丽的暖阳,照彻人心。路遥确实让一些地位比较悬殊的男女相爱了,因为他向往那种非功利的,超越门第和贫富的,能经得起苦难考验的,自由而炽烈的爱情。但其爱情的内核主要还是“善”。这是路遥道德理想观的一个部分。这样的爱情在任何时候,特别在今天,都显得奢侈,却又是多么高贵。他抒发道:爱情啊!它使荒芜变为繁荣,平庸变为伟大;使死去的复活,活着的闪闪发光。即使爱情是不尽的煎熬,不尽的折磨,像冰霜般严厉,烈火般烤灼,但爱情对心理和身体健康的男女永远是那样的自然;同时又永远让我们感到新奇、神秘和不可思议。于是,从美学上讲,我们有可能会提出,路遥的作品有无把沉重劳动诗意化,把生活苦难神圣化,把爱情伦理拔高化的倾向?这似乎是双面剑,既有升华的一面,也有美化的一面。

  路遥作品里还有一种美,那就是个体意识觉醒和自我实现的未来之美。这是它之所以拨动一代代青年奋斗者心弦的最重要的原因。他的主人公往往是农村生活方式和传统土地观念的叛逆者。高加林和孙少平更接近路遥个人的精神史。他们都有强烈改变自身处境的欲望。这里含有现代性。“五四”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发现了人,发现了个体意识,发现了为自己活着的人。从高加林身上,可以感受到农民的母体正在诞生着她的新生儿。《平凡的世界》特别能代表路遥主观世界的矛盾。路遥一方面赞赏、理解,甚至是拥抱中国农民的坚忍、温厚、善良,博大;另一方面,路遥的主人公身上又有野性的、叛逆的、不驯服的、不安分的东西,那就是现代个体意识的萌动,就是要改变命运,走向未来,扬弃父辈们的生活老路。这两种理念在他头脑经常打架。于是作品出现了双主人公,一个是少安,一个是少平;孙少安更多代表传统农民的固守乡土,而孙少平是个远行的做梦者,作品把这两种精神放到兄弟两个人身上,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两面,把一个人分成两个人,他们是精神上的孪生兄弟。在《人生》里,一方面歌颂高加林式的“现代”叛逆,一方面歌颂刘巧珍式的传统贞操,这两个美他都喜欢。最后这两个东西很难糅合,只好让高加林回归到土地上,抓了一把黄土,喊出了一句忏悔的话。路遥就是这样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作家,他能够把看起来似乎不可能融合的东西构成一种奇异的美。传统美德与个性解放,爱土地如命与“到外面去”,沉重的挖煤与酷爱贝多芬音乐被糅合在一起。这种自我矛盾,二律背反式的悖论,恰恰带来了荡气回肠般的撞击。

三、

  我们现在应该能够理解,《平凡的世界》为什么二十年来一直受到青年读者喜爱的主要原因了。对于一切企图改变现状,改变命运的人来说,必然会遇到矛盾、阻力和困难,人生是一场奋斗,它时时需要心灵的抚慰,精神的超越,道德的提升。这部书表面上是纪事型的,骨子里是抒情的,写意,敢于正面迎视这些问题。我们处身在一个物化的,功利化的,娱乐化的时代,我们被物质的锁链锁着,欲望、感官、物质的实惠化,使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肉身很沉重,想飞飞不起来,想跳跳不起来,最难的是如何活得有筋骨,有精气神,在困难乃至苦难面前,不低头,不屈服,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并不是路遥对此能给出什么灵丹妙药,或直接回答什么问题,其实人生之谜是无解的,路遥本人也是困惑重重;我们只能说,他笔下的既卑微又骄傲,既平凡又刚毅的主人公们,能给青年读者以沉思、勇气和鼓舞,给行进者以精神的滋养。

  不过,这里需要注意,如果《平凡的世界》只是一部就事论事的写实之作,没有这种精神力量贯穿,那根本不可能有现在的影响力。还应该注意到,如果所谓的“鼓舞”,被写成只要敢于吃苦就必定会成功,就能成大款,成功人士,就花好月圆,“金榜题名,奉旨完婚”(鲁迅语),那可能不过是一部廉价的、痴人说梦式的庸俗故事。路遥的作品当然不是这样。他的主人公大都是悲情的结局,高加林如此,孙少平也如此,路正长,人生无穷期,作品审美上的悲剧性,显示了路遥清醒的一面。

四、

  从创作方法上讲,路遥坚持的基本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同时注入了某种浪漫主义的色彩。路遥写《平凡的世界》的时候是1985到1988年前后,那正是中国文坛上借鉴和实验现代派文艺,先锋派创作、前卫艺术最为活跃的时期。在当时的氛围下,理论批评界没能给《平凡》太多的赞扬和肯定,甚至是很冷淡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却也暴露了我们总是习惯于“一边倒”的思维。路遥也读新潮作品,但他认为最能影响读者和最有价值的还是现实主义,他尤其崇尚柳青式的现实主义。他不无幽默地说,“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问题当然不仅仅是“餐具”的不同。应该承认,路遥的坚守是有意义,有道理的,在某种意义上,路遥是对的,实践证明这部手法和面貌颇为传统的作品,确乎具有某种穿越时空的生命力。不过,在今天“路遥热”的氛围下,我们切不可又走向另一种“一边倒”,即用过分的赞扬和拔高来否定其它方法。我们只能说,用什么方法和手法都不是决定性的,各种方法都有并存的权利,而真正决定作品生命力的是它的思想艺术的高度和深度。

  《平凡的世界》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比如作者对官场生活并不太熟悉,却用了不少篇幅写官场。这可能与他的全景性,史诗性的宏大构想有关。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到,他对乔柏年,田福军们,有一种农民式的“敬畏”,近乎“仰视”,过于理想化,显得比较表面,很多尖锐矛盾,解决得过于轻易,多少有一点廉价的乐观。他写农村也有理想化成分,农村有很多深层矛盾未能深触,现在基本是父慈子孝,道德有序。事实上,不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几位著名的农裔城籍作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美化乡土伦理的乌托邦倾向……

  关于路遥作品的话题还有很多,这里不细加讨论了。《平凡的世界》为什么会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路遥的这段话也许是最好的回答:“只要广大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作之火就不会在心中熄灭。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平凡的世界 路遥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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