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的理智与想象力

2015年01月04日10:21  读书专栏  作者:徐兆正  

  文/新浪读书专栏作者  徐兆正

  在想象力与理智上,作为学者的格非毫无保留地选择了理智;也不妨换一个说法:学者格非所赞成的理智其实远远大于小说家格非所拥有的想象力。

  在《文学的他者》中,格非借《一千零一夜》里的一个故事阐释了文学创作中“他者”的重要性。他者,即远离写作者本人生活的另一块经验资源;基于此,它的意义等同于外国小说给我们带来的一切。格非在故事下面引申道:文学写作的基本目的,是用语言去阐述个人与他所面对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文学创作的基本材料往往来自于个人经验和记忆。个人经验对于写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作家仅仅拥有经验和记忆是远远不够的。一般来说,个人总是封闭的、琐碎的、习以为常的,有时甚至带有强烈的个人偏见。文学所要发现的意义,犹如宝藏一样,沉睡在经验和记忆之中。如果没有梦的指引,没有新的经验和事物的介入,经验和记忆本身也许根本不会向我们显示它的意义。因此,我倾向于认为,文学写作的意义,实际上并不存在于单纯的经验之中,而是存在于不同经验之间的关系之中。同样的道理,真相并不单纯地存在于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不同事物的联系之中。正如萨特所说,他者的出现,是我们理解自身的首要前提。

  “只有当你了解什么是英国文学、法国文学、非洲文学、阿拉伯文学时,你才有可能去思考什么是中国文学的特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他者,其实就是我们自身的另一面。他者的出现,有助于照亮我们自己的经验,有助于克服自我意识的局限和偏见。”

  在此篇小文之后,格非便写下了《中国小说的两个传统》这篇理论文章。这两篇文章至少对理解格非的创作而言是有意义的:在我看来,它标示着格非“由西转东”以及“去先锋化”的转向。质而言之,中西本位的争论即便在文学创作中对写作者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由此而分裂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则亦属必然。但回顾上个世纪之初,以胡适为代表的主张全盘西化的一班知识分子与学衡派关于中西本位的争论,从治学延伸到文学创作的余绪,在上世纪末八十年代其实已全然倒转。

  并非现在就仍要断言中西本位的孰优孰劣,远离了那个具体的语境,断言本身是空洞的。因此,当胡适以文化的惰性和“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句古话来论证全盘西化的必要时,我们自不能否定;但是当代先锋作家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西潮过后,重新审视和发掘中国文化的内部资源,且以之作为创作经验的,也必然具有其合理性甚至前瞻性。

  关于文学退出社会这个话题,在《1999:小说叙事掠影》中,格非如此回答:“这种繁荣主要指向文学在公众生活中的地位,文学对于大众的影响力。这种辉煌曾经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它所留下的阴影就会浓重到怎样的程度。两者都被夸大了,以至于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个人的事业。假如它是一个奇迹,也是个人用无数痛苦和梦想堆积起来的奇迹,假如文学是一个神祇,只有那些感觉到在世界的胸膛里始终有神秘事物敲击着的人们,才会感到亲切的共鸣。”在《1999:小说叙事掠影》之后,格非继而写出了《现代文学的终结》这篇文章,算是对上文开篇意思的引申和阐释。附提一句,《博尔赫斯的面孔》这本集子中的每一篇文章之后都有着隐藏不见的脉络,端的见得作家与编者的深意。

  我对浪漫主义的认识止于接受“作为主体的人对于时间本身的敏感性”这一定义;再往前很可能就是滥情了。《物象中的时间》这篇文章让我发现格非同样对时空尤其是时间这个概念有所关注,譬如开篇第一句:“物象本是一个空间概念,可往往却成了时间的贮存器。”但也许是援引古诗词作例证,虽然极见功力,却有抒情过度之嫌。此外,在《中国小说的两个传统》中,格非也再次表达了这种关注:“但空间和时间是互相包孕的两个概念,每一个空间都沉积了巨大的历史内涵;而反过来说,时间的线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认识理论的假象,实际上它也蕴藏着丰富的空间性细节。”

  前些日子在桂林偶然写下一则“行为循规蹈矩,思想非圣无法”的话(也许很早就想到或读到了这层意思)。个人处在行为与思想之间能不能调和二者?可能当个人欲将思想践行时,这种调和就失去了可能;而唯一存在的使思想与行为并行不悖的一种方式就是把思想本身当作一种存在,不试图解决、停止挖掘这个矛盾。这种对比很有意思,放诸文学与批评二者也有一观,则如纳博科夫,他写下的任何一篇文论,底色还是小说家的手笔,也就是批评与创作在他那里是统一的,想象力宏伟到不需要一个世界便可另造一种现实。还有一类人(大多数),他们在文学批评与文学二者上均有造诣,然而这种造诣是截然不同的,此即批评的理智过剩与创造的感性或者干脆说非理性已经被现实挤压得日趋无力。

  但我们可以在无数情形中确认:那些艺术的非理性更多只是一种自觉的伪装(然有高明与拙劣之分),而真正的非理性(譬如威廉•巴勒斯,金斯伯格或凯鲁亚克一夜敲成的小说)因其破坏性是难以持久的。人赖以他的理智而生存、写作,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吴洪森老师曾评价格非说:“他仍时常陷于紧张和焦虑中,但心灵深处对小说创作的自信力已不可动摇。”紧张和焦虑是时代写作者的稀有品质。胆小如鼠之徒才有虚构一个乌托邦的愿望和冲动,他愿意为此献身。相比格非的小说,其实我更喜欢他的评论;或者说:我更喜欢这个全然理智的批评家格非,而与那个以理智打底伪装着展开想象力写《褐色鸟群》的小说家格非则有些隔膜。认识过于通透,现实如此逼仄,难免会因生硬的观念化而损伤想象的真实性,而造成故事与人物的部分空洞,而阻碍读者进入他所掌控的语境之中——读者甚至会在阅读中冲动地怀疑这些讲述的真实性。

  容我摘抄一段话,这是康拉德·艾肯在《论威廉·福克纳小说的形式》一文中对福克纳的繁琐文体进行过的一番论述,他说:“读者简直必须决心下功夫,也可以说共同合作;读者的报酬是确有一种意境将会显性,有一种意义可以抽引出来,而一半的趣味正就是在于仔细体会福克纳先生怪异、艰难、又常是那么煞费苦心的构思过程。相比起来,思想还不如形式那么丰富呢。原来福克纳先生在这一方面是如此奇怪地跟他的老前辈相象,他可以跟亨利·詹姆斯一样说:‘在主题和形式之间实际上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区别。’”

  同样的,写一篇小说也就相当于作者对他所描述的事实进行一番论证,而为了使这一论证尽可能地求得真实并且坚实有力(至少不能允许出现让读者自行打断而发问、怀疑的间隙),就必须对事实与形式——放诸小说则是内容与文体——这两方面报以极大的关注。在这里,内容负责真实,文体负责有力,而找到合适的后者则是内容何以真实的前提。谁都不会怀疑一个优秀的作家也应当是一个能够发出他自己声音的文体家:充满张力的素材被陈述固然重要,但我们也必须极度关注如何使这些内容效果最大化地被陈述。

  于是在这里,结构就成了一切声音的源头。

  然而谁能说结构不会因为过度重视而抹杀了内容,而使素材呈现出失真的面目?恕我直言,这是大部分后现代小说的误区,也同样属于一种矫枉过正。将《风琴》《迷舟》《相遇》(尤其是《风琴》)等篇作为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绝非过誉,在这几篇里格非将内容与结构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内容饱满,结构设计也别出心裁,二者之间不偏不倚;而如《青黄》《凉州词》,大量的文本素材虽然被作者巧妙地拼贴在一起,但已然显示出作者后现代书写的倾向,稍嫌过火,这种倾向至于《褐色鸟群》那里(完全取消了内容的现实性)便应该算作一个极端了。与之相比(后两种情况),反倒是不刻意追求任何技巧的《初恋》与《蒙娜丽莎的微笑》,给人直观触动要更多一些。

  然而尽管如此,格非依然是先锋派作家里思辨程度最高的那一个。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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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格非 理智 想象力 先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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