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无理数——读骆英的诗

2014年10月15日16:37  读书专栏  作者:贺绍俊  

  文/新浪读书专栏作者  贺绍俊

  骆英的诗都是在时间的缝隙中写出来的,他也很在意这一点,所以在每首诗歌后面他都要记下写诗的环境,比如写于航班某某号,写于某机场餐厅,写于出差途中的某咖啡馆,写于美国洛杉矶某某酒店几号房间。这不仅说明骆英的诗歌都是业余时间完成的,而且也说明骆英写诗是他的另一种生存方式。因为在我读骆英的诗时,我已经了解到他是一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的大脑里充满了利润、资本、盈亏等内容,他经常往来于机场,栖身于酒店,也是为了利润资本盈亏等等的缘故,他发现他在利润资本盈亏等内容的挤压下失去了自我,于是他要在时间的缝隙里变换一下生存方式——写诗,只有在诗歌的世界里他才感觉到自我的存在。

  正是这一原因,骆英的诗是一种充满着主体性的诗,他在诗歌中建构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主体世界。

  首先,骆英的主体世界也是非常个人化的,似乎很难用一些诗歌的通约性法则来解读。这是一个哲学意味很强的主体世界,是智慧型的诗歌写作。我愿意将诗歌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智慧型写作,一类是情感型写作。如果从追求诗人的主体性来看的话,这两类是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证明其主体性存在,一类是通过智慧来证明,一类是通过情感来证明,由于证明的途径不一样,诗歌带给人们的感觉显然也不一样。在骆英看来,诗歌应该是智慧的结晶,他有一首诗《哲学批判》,似乎是在比较诗歌与哲学的优劣。诗歌与哲学都是智慧的产物,但是,“概念在一列火车疾驶而来时被碾死了”,言外之意,哲学虽然是智慧的抽象,却还要依附于客观世界,在变幻莫测的客观世界面前,哲学的概念“只是一个弱小的词”。在客观世界的碾压下,“一切的词就是这样死烂后再生的”,而当主体性再生时,客体的“一切的马”却失踪了。在另一首诗《飞翔的哲学》里,骆英深化了这一层意思,他说:“好吧  让我坐在我的语言上飞翔╱既然我谋杀过许许多多的词语”。谋杀过许许多多的词语,这是骆英证明自己主体性的方式,这种方式看来非常的“暴力”,但唯其如此的“暴力”,才能达到决绝的境地。大概也是这一原因吧,骆英自称是“诗歌的野蛮人”。也就是说,他写诗完全是一种自我表达的需要,当他进入到写作状态时,并不把诗歌领域看成是一个公共领地,他不在乎这个领地里有哪些公共规约,不在乎诗歌领地中其他公民能否接受他的表达,他就让自己的思想自由飞翔。可以说,骆英的诗歌就是他的思想飞翔的踪迹。只有在诗歌里,他的思想才会飞翔起来,他的思想也才真正属于自己。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一定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不属于自己的了,思想成为了利润资本盈亏等等的奴隶。也许只有从思想的自由飞翔这个角度来体会骆英的诗,才能捕捉到在那些放纵的、无所约束的语词组合中传递的信息。比如他的有些诗是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直接的哲学追问。《小兔子及其他》就是这样一组诗。而《第九夜》则是关于色情、性欲的哲学思考。骆英也有一些以生活经验和记忆为素材的诗歌,如《知青日记及后记》《文革记忆前传——苦难岁月》,初读这些带有叙事体的诗歌,会因为其日常生活的具象而觉得比较亲切,一般来说,这些日常生活的具象作为一种诗歌意象,往往具有某些通约性,它们仿佛成为了诗歌路径的方向标记。但即使如此,骆英也不被这种通约性所束缚,因此如果我们恪守这些意象的方向标记行走,也许就到达不了他的主体世界。他以自己的方式另辟一条道路,如果你寻到了这条道路,你一定会意外惊喜。我在这些叙事体的诗歌中再一次领教了骆英的“野蛮”,他是把叙事当成了一种无理数的演算来处理的。

  我不敢说我完全找到了骆英的诗歌路径,也不敢说已经洞穿了骆英的主体世界,但仍有一些足迹可寻,比如说,骆英的诗歌中不乏死亡意象。如“当光线照耀我们之时╱我们实际上都已经死去”,如他想象自己是一只死亡过的乌鸦在东京街头歌唱,而他关于登山的组诗,更被视为“死亡回忆”:“谢谢死亡  也谢谢星星╱在8844米我因此多看了世界几遍”。我在想,或许骆英的主体世界是以死亡作为混凝土的,这是高标号的混凝土,坚实,厚重,冷峻。而黑暗、寂静则是这个世界里基本的装饰材料。“在黑暗中我弹响一架钢琴……这里的音符让我深感冰冷”。但无论是死亡,还是黑暗和寂静,并没有给诗歌带来绝望和悲哀的气息,在死亡混凝土上站立的是则一具刚毅、高傲的身影。

  骆英在诗歌里袒露出灵魂,如果单纯看现实中的黄怒波,也许会留下一个热心慈善、热爱文化的现代企业家形象。只有在读了他以骆英为笔名的诗之后,才会发现他的主体世界是如此的丰富也是如此的复杂。他是一个纠缠在现代性困境中的经济人,一个与物质发生密切关系、精通经济社会物质规则、却又摆脱了物质约束的现代人。

  阅读骆英这种主体性特别强悍的诗,让我对诗有了新的理解。诗从根本上说其实就是哲学。柏拉图为了坚守哲学的纯粹性,便把诗歌排除在理想国之外。但柏拉图的举动不正证明了只有诗歌才是能与哲学抗衡的吗?现代派诗人马拉美认为,诗是向我们提供了思想的无理数。我很欣赏这种界定,而且我还想补充说,如果诗是思想的无理数,那么哲学就是思想的有理数。二者的共同之处则是,它们都是数学思维,数学思维是最抽象的思维。骆英试图在诗歌中实现主体性的存在。即使他在商界的成绩是如何的辉煌,但如果没有诗歌,他一定会觉得找不到自我。我同时也就接受了骆英在诗歌表达中的“暴力”,因为他就是诗歌的无理数。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骆英 诗歌 无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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