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王”的生与死——从河边村到台北阳明山

2014年12月23日15:31  读书专栏  作者:李辉  

  文/新浪读书专栏作者 李辉

一,从河边村到阳明山

阳明山故居大门台北阳明山阎锡山故居大门
山西河边村阎锡山故居一瞥山西阎锡山故乡河边村故居一瞥

  台北,走进阳明山,我寻访阎锡山故居。

  自北京将去台北时,一位阎姓朋友发来手机短信:“在台北你一定要去阎锡山故居,就在阳明山上。”朋友是山西五台县人氏,与阎锡山本家。

  不错的建议。

  每到一个地方,寻访名人踪迹,一直是我旅行最爱。接近一个历史人物,加深对其生平与相关历史的理解,寻访故居乃至墓地,的确是读书之外另一种很好的阅读方式。每一处寻找,每一次拜谒,在与历史对话中你可以更真切地感受生与死,在回望远去场景时你可以获得超然于现实之外的宁静与顿悟。两个月里两度台湾行,这一最爱仍是我的重要行程:蒋介石宋美龄的士林官邸、钱穆的素书楼、张大千的摩崖精舍、胡适故居与墓地、林语堂故居、邓丽君墓地……

  一到台北,就向两位文化界朋友打听阎锡山故居所在,回答的却是一脸茫然。“阎锡山故居?在阳明山上?”他们熟悉台北大大小小的名人故居,角角落落的故事也如数家珍,唯独对阎锡山的故居就在阳明山上一事,懵然不知。

  却也难怪。阎锡山一九六○年即已故去,淡出政治舞台更是早在一九五○年,两位台北朋友则都是“六○后”生人,他们成长的日子里,昔日民国风云人物阎锡山,恐怕只会出现在教科书上。半个世纪时光流逝,阎锡山故居落寞在阳明山的某个角落,苍翠掩映,从未对外开放,无人知晓,也在情理之中。

  “台北市士林区永公路二百四十五巷三十四弄”, 带上找到的阎锡山故居地址,我与一脸茫然的两位台北朋友一起驱车上山。沿路蜿蜒而上,浓雾正浓,车走,人看,阳明山一片朦胧中。

  我告诉台北朋友,我曾去阎锡山的家乡寻访,那里颇值得他们前去一看。

  出太原往北,过阳曲,穿忻州,即到定襄县河边村。

  河边村,过去属五台县,后划归定襄县。将近二百公里路程,如今走高速公路,两个多小时即可抵达。遥想一九○○年,河边村通往外界的是一条坎坷不平的小路,那一年,十八岁的阎锡山第一次离开家乡,他和父亲因躲债而结伴落荒出走。他们走小路,搭一辆去太原拉废纸的铁轱辘车,偷偷前往忻州,然后经忻州前往太原。尔后,成为了“山西王”的阎锡山,每当政局危难之时,常喜欢回到河边村,仿佛欲以故乡之地气蓄精养锐。自袁世凯称帝一直到一九三○年“中原大战”爆发,近二十年间,他在故居这里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不变应万变,确保自己的“独立王国”处军阀混战之中而不倒。

1930年《时代》封面人物阎锡山1930年美国《时代》封面人物阎锡山

  河边村的阎锡山故居,有数百间房屋之多,堪称一个恢弘的建筑群。乍一看,它被杂乱无章的新旧民宅和垃圾包围,不免令人有些失望。故居大门,也与北方普通大户人家没有太大区别,远没有想象中的气势。然一旦跨进大门,却顿时可以感受到这一偌大建筑群的与众不同。阎锡山执政山西后,费时二十多年陆续修建这一故居。面积由小到大,格局不断变化,新增建筑的风格,常根据新的实用需要而与旧的有所不同,甚至不协调。妙处却也在其中。房屋数百间,院落数十座,建筑高低不一,参差相间,大小庭院,衔接交叉,其间小径曲折循环,让人明显感到整座故居的诡谲与幽深。都说“文与其人”,建筑也是如此。在同时代的军阀中,阎锡山不张扬,不夸张,信奉“中的哲学”,实际上却是锋芒内敛,老谋深算,其精明与狡黠,非他人可比。河边村故居的这种诡谲与幽深,很贴切地衬托出阎锡山的性格特征,也渲染出“山西王”的威严和高深莫测。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这一故居改作荣军院,一直安排残疾军人居住、疗养。由此之故,“文革”期间村外的阎家祖坟遭遇掘坟抛骨之痛,故居建筑却未遭破坏,竟侥幸地完整保存下来。

1930年《时代》封面人物阎锡山本文作者寻访阎锡山故里河边村

  河边村——阳明山,相距几千里,一个人生与死的两端。

  此时,在台北,走在阳明山浓雾中,我在想,阎锡山的终老之地,会是一番什么景象?

二,故垒萧萧芦荻秋

  永公路很长。

  地址条上分明写着“巷”、“弄”,实际上却是一条山间公路,路两旁少见建筑,更无从发现街道的痕迹。汽车从山顶顺路而下,偶见远处有一房子,拐进路口,很快行至山边,道路戛然而止,只能折返。

  几次折返,总算找到“二百四十五巷”路牌号,一条小路,一幢绛红色两层砖石楼房。车开过去,见另有一幢白色楼房与红楼相邻。白楼极为简陋,墙壁污迹斑驳,且紧靠红楼。难道这就是阎锡山故居?我喃喃自语道:“不会是吧?房子这么差?两座楼不应该这么近?”车前行几十米,道路中断,仍只好折返而还。车停路边,我们走下来四处寻找,确认。

  终于,终于,在下行公路的左侧看到了一块示意牌。示意牌不大,大约两平反尺模样,平卧。牌子上方几行大字写道:

  古迹,“阎锡山故居”。

  等级:市定;

  类别,宅第;

  创建年代: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年)。

  与示意牌相对的公路右侧院落,就是我们费力寻找的所在。

  院门简陋得不敢相信这里就是曾经显赫几十年的阎锡山的故居。两扇铁栅栏门紧闭,右侧水泥门柱上的电插座已经脱落,任由它裸露,悬挂。听见我们的声音,忽有两只黄狗从院落里面冲来,狂吠不已。它们身后,一条沙石路拐弯延伸院内,两旁竹子,高而青翠,挡住我们的视野,看不到竹后景象。

  院子里空无一人,只有这两只狗。一位姓范的老人,从路旁不远处走来,告诉我们,如今只剩两位健在的山西老兵负责看管故居。他们住在山下,一般事先约好,才会上山陪同参观。头一天,他们刚陪几位客人来过。

  事后知道了这样的故事:阎锡山当年在这里定居后,由他带至台湾的六十名山西部下陪同,负责护卫和照料。一九六○年阎锡山去世,安葬在院落背后的山上,这些老兵依旧住在这里,看守墓地,与之相伴。半个世纪过去,老兵一个接一个故去,仅剩的几位老兵,也到了八十多岁的高龄,再也无力管理这个院落与墓地,故在一年前将之交给台北市政府。时间匆匆,除了路边竖起“古迹”示意牌之外,阎锡山故居尚未修葺并对外开放,这也难怪两位台北平朋友对之懵然不知。

  故居的主人已去五十二年,只留下一圈铁丝网,网住整个院落的破败、萧条与荒芜。

  台北朋友与阎锡山的那位范姓邻居用台湾话交谈,我隔着铁丝网朝里张望,从大门一直走到红、白相邻的楼房。院落里,看不到阎锡山费心设计建造的“种能洞”,只见有一段山门模样的土红色残垣,孤零零地竖在荒草之间。绛红色的楼房似乎也早已荒废,阳台上,长满杂草,高者几可没过人头。

  铁丝网两旁,长得最多最旺盛的,是一簇簇芦苇。浅黄而发灰的芦荻花,随风摇曳,与山门残垣、与阳台长着杂草的楼房相映衬。

  我走到哪里,黄狗跟在哪里,隔着铁丝网对我叫上几声。张望铁丝网里的残垣,想到山西河边村的那个建筑群;伫立芦荻下,想到刘禹锡的诗句“故垒萧萧芦荻秋”。人走,屋在,山岚依旧青翠。阳明山的这座故居,走进荒芜,走进萧萧芦荻映衬的苍凉。

阳明芦荻掩映阎锡山故居

三,墓地,这一个大大的“中”

  阎锡山墓地就在院落后面,相距不到百米,一条毫不起眼的窄小石板路,荒草丛生,青苔点点,引我们走进。未想到,无法走进故居的失望与郁闷,却在墓地得到了些许情绪安慰。

  值得一看,值得回味。

  不起眼的小路拐一个弯,即见一个巨大的“中”字赫然而立。墓地依山势而建,分上、下两层,下方斜坡中央,是一个大大的方框,框中央则镶嵌着一个巨大的“中”字,足有五、六个平方米大小。

  一个大大的“中”,是阎锡山墓地的抢眼处。

  “中”做何解?乍一看,似是中原、中国之义,如同阎锡山在阳明山上建一山西窑洞式以寄寓思乡之情,一个巨大的“中”,将逝者在天之灵与故土之思交融一体。对于那些自大陆败退台湾的许多民国要人而言,大多可做这种理解。然而,这一个“中”在阎锡山身上,却另有其寓意。

  人们知道,阎锡山早期即主张“中”的哲学观,“不偏不倚”,“适中求对”,作为“山西王”奉行的自治、中立,也是他执政山西得以成功的思想基础。学者成新文在《评阎锡山中的哲学》中指出,阎锡山对“中”的思想论述最多,阐述最为周详。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中是一个中心点。 二、中是一种规矩,标准。三、中就是公道。 四、中是政治的原动力、政治的理想。五、中就是种子,就是造物主。

  曾读到一段记载。一九二四年五月,印度诗人泰戈尔到太原访问,他问阎锡山:“东方文化是什么?”答曰:“中。”泰戈尔问什么是“中”?阎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这个“中”。泰戈尔问: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阎锡山说: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们想要找,去乡间还可以找到一点。

  由此可见,对“中”阎锡山情有独钟。

墓地墓地台阶的“中”

  “中”字两旁为台阶,约有十余级,“中”字上方,为一片不大的平地,矗立的长方形墓碑后面是圆形墓穴,其格局与风格与一般民国时期的墓地一致,我在此之前拜谒过的胡适墓地,也与之相同。

  墓碑上书“阎伯川先生之墓”。同行的台北朋友不解,一个曾经风云一时的枭雄、战将,墓碑之字为何选用楷体,而非与之身份和经历更显贴切的魏碑或隶书,少了霸气强悍,少了古朴浑厚,却只有纤细、柔弱、温和。转而一想,或许这也是阎锡山自己的选择,在“中”的哲学基础上,他想突出自己的难得不正是文人的儒雅吗?在河边村的故居建筑群里,廊柱上随时可见他书写的对联,均为纤细柔和的楷书及行书,可见,他更愿意以这样的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

目的一瞥

阎锡山墓地一瞥

  在墓碑前有一块方形小祭台,没有鲜花,却有撒落的各种硬币,人民币、台币,另有一枚民国初期的铜钱。最醒目的是一包来自山西的“平遥牛肉”,拜祭者已将之撕开,置放于祭台——来自故土山西的拜祭。

  墓穴后方的山壁中央,镶嵌一块大理石墓志铭。墓志铭不到一平方米大小,铭文实为蒋介石的“总统令”,简述阎锡山一生,颁布时间为“民国四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元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总统令”内容无特别之处,但墓志铭却有几个相关细节令我颇感兴趣。

  一是墓志铭前面写作“总统令”,落款处除“总统蒋中正”外,则另附一行 “行政院院长陈诚”,字号略小于蒋介石。蒋介石、阎锡山、陈诚,三位都曾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没想到,他们三人以这种方式在此处回合。

  二是墓志铭上方正中央,刻有“荣典之玺”。但这一玺印的位置显然事先并未设计,留出相应空间,而是将位于中央三行的最上方各磨去三字,另补刻上“荣典之玺”四个字。这样以来,墓志铭变得残缺,根据上下文,我只能辨认出中间一行磨去的三个字为“战区司”,可还原为“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这是阎锡山在抗战爆发后出任的要职。一个如此显赫的民国要员的墓志铭,当时设计为何如此草率?是故意为之,还是因疏忽所致?

  墓志铭的最后一行,有字号更小的、更难辨认的落款:典玺官唐振楚。

  唐振楚是湖南衡阳人,他是历史小说《曾国藩》的作者、大陆作家唐浩明的生父。经查,唐振楚是担任蒋介石的秘书多年,阎锡山去世之际,唐的职务是“总统府第一局局长”,负责掌“中华民国大印”和“荣典之玺”。

  有了阎锡山墓地的这样一些细节,寻访阳明山,也就多了历史的况味。其实,历史常常是以此种方式衔接,延伸。

  回到北京,遇到阎姓朋友,向他描述阳明山那一处的荒芜、苍凉,墓地上那一个巨大的“中”,墓志铭那一角的残缺。我们甚至设想,将阎锡山墓地迁回山西故里河边村,与那一片偌大的建筑群相伴,与村外的阎氏祖坟相邻,恐怕是最好的选择。

  会有那么一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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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阎锡山 山西 阳明山 生与死 故居 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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