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为什么都去当官了

2014年09月03日13:41  读书专栏  作者:启风  
王道剑王道剑

  文/新浪读书专栏作者 启风

  日前,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上官鼎宣布重出江湖,推出88万字的《王道剑》。上官鼎是刘兆玄、刘兆黎、刘兆凯三兄弟在上世纪60年代合用的笔名,代表作是为古龙续写的《剑毒梅香》,以及《沉沙谷》等书。此次推出新著的刘兆玄是一名化学家,曾于2008年在台湾出任“行政院长”。

  与同时代的古龙、卧龙生等人不同,刘兆玄三兄弟出身台湾豪门(父亲为空军司令刘国运),写武侠不为谋生,纯属兴趣使然。刘兆玄学而优则仕,与他早年对侠的向往,当有一定联系。

  在我们通常的印象中,儒生的理想才是当官,侠客要在江湖上逍遥快活。其实这很可能是一种误解,如顾颉刚、冯友兰等人所言,儒与侠是同源的。即先秦时士人文武分途: 习文者为儒,习武者为侠。韩非应该是第一个将儒与侠并列来说的人,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在法家眼里,这二者都是社会秩序的潜在破坏者。

  仔细想想,儒与侠确实有很多共通点。比如儒家追求“义”,子曰:“君子喻于义”;侠游走江湖,必须要把义作为立身之本。儒家推崇“仁”,所谓“仁者爱人”;侠既要去扶危助困,不能没有一颗仁心。无论是实践义,还是仁,都需要一点勇气,儒者“虽千万人,吾往矣”,侠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侠与儒起初的区别在于实现理想的方法。最早被称为侠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赞誉的刺客荆轲、专诸、豫让,以及游侠郭解、剧孟、朱家,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同时又“不轨正义”——蔑视法纪,快意恩仇。

  但随着先秦动乱局面的结束,尤其是汉朝统治的巩固,游侠失去了生存的空间,逐渐开始向体制靠拢,与儒的区别被模糊化。那些三国英雄,曹操“少而任侠放荡”,刘备“好结交豪侠”,但他们都志在庙堂,而非江湖。此后,侠与官府越走越近,骆宾王、陈子昂、李白等大诗人都曾自许“任侠”,出路却无不是从军或做官。这也反映在小说里,《水浒传》中的好汉要被招安,《三侠五义》里的“南侠”展昭等一众英雄也要为清官、明君冲锋陷阵。

  至晚清时,因时局恶劣,崇侠之风曾一时大盛。谭嗣同“少好任侠”,与大刀王五关系密切,其在戊戌政变后从容就义,确有古侠之风。他的救国之策,不是逞匹夫之勇,去刺杀太后,而是要辅佐皇帝,推行新政。谭嗣同的战友梁启超,后来撰有《中国之武士道》,列举伍子胥、荆轲等数十位先秦人物的故事,欲激起国人的尚武精神。只是梁启超本人也没有真的去做刺客。

  原有的侠既发生分化,那些要惩恶扬善的大侠、少侠,变得愿意遵纪守法,借助朝廷的力量伸张正义。用评书中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留在江湖中的侠,则大都成为打家劫舍的绿林强盗,继续对抗着现有规则。于是,在《施公案》这些书里,我们看到正面交锋的双方,一如黄天霸对窦尔敦,成了“侠”之间的争斗。在朝廷一方的侠客,结局往往是加官进爵、封妻荫子,反之则不免身败名裂。

  与公案小说稍有不同,在现代武侠中,那些投靠官府,做了“鹰爪孙”的江湖人,通常扮演不光彩的角色,比如梁羽生《七剑下天山》中的楚昭南。归根结底,他们被鄙视的原因是助纣为虐,而不是单纯地投靠朝廷。如果在朝廷当好官,做好事,也一样被尊敬。

  比如我们知道,金庸借郭靖的口,说过一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句话将崇尚个人自由的游侠内涵,一概抹杀掉了。郭靖其人,被江湖人尊为“郭大侠”,事实上却成为襄阳守将,为大宋朝办事。温瑞安塑造的“四大名捕”则更为典型,神侯府本身就相当于朝廷的一个机构,但诸葛先生师徒依旧是江湖人眼中的名侠。

  对“侠”的理解经此蜕变,儒与侠两者日趋合一。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中总结道,“中国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可以如下公式表示: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刘兆玄少年时用手中一支笔,抒发侠义情怀;后步入仕途,由“交通部长”而“行政院长”;现在则“再作上官鼎”,晚年神思江湖,不知能否算是一种“游仙”呢?

  其实刘兆玄的经历,也不算很特殊。2006年摘得“新武侠小说大赛”一等奖“中华武魂”奖的郑丰,真实身份为荷兰银行高管陈宇慧,祖父乃是台湾前“副总统”陈诚。陈宇慧之所以喜欢武侠小说,是自小被父亲陈履安(前“监察院长”)熏陶所致。

  如陈履安这样喜欢武侠的政界人士,也不鲜见。金庸即不无自得地说过,“蒋经国和邓小平都爱看我的小说。”不知这是不是能说明,怀着一颗侠义之心从政,通常会成为一个好官呢?

  书籍信息:《王道剑》,上官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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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上官鼎 王道剑 武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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