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虫眼”到“孤岛”的心路历程

2014年09月15日15:15  读书专栏  作者:毛丹青  

  文/新浪读书专栏作者 毛丹青

  女作家张辛欣很早去了美国,有一段时间她把“独步东西”作为一个专栏的题目,意思大概是指经常来往与海外和中国之间的人们。这个说法很形像,至少我本人就有类似的感受。当我把这个感受对她说了以后,她告诉我这个栏目其实是一座桥,是沟通东西双方的存在。大约在10年前,同样也曾旅居过美国的女作家查建英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说起来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三联书店原来的老板沈昌文老先生请客,我们在北京建国路的阿文酒家吃过一顿饭。席间,查女士到场,一见到我就笑起来。因为她的弟弟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所以在她的眼里,我只是一个“小屁孩儿”。虽然是童年的记忆,但她仍然记得我经常找她弟弟玩耍时的情景,同样我也记得她当时是一个挺严厉的大姐姐。她是1978年上的北京大学,念中文系。我是80年上的,从一个后辈的眼光看,她是一个真正的才女,而且完全属于八十年代那批精英分子中的最早的一员。所以,有一年看她提起“八十年代”这个名词,弄出一本书来,原有的距离就像一下子被拉近了一样。

  很多年以前,乐评人李皖曾经在《读书》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大意是为了批评北京摇滚圈儿过早谢世的事实。后来,我跟他还做过一个谈话,探讨过一个称之为“野生文化”的概念,在香港的杂志上发表以后,我自己对摇滚乐的狂热也就冷却下来了。那段时间也是由于经商,四处奔忙,随手就把“文化”这摊事儿给忘掉了。

  记得当时还有一家香港的学术杂志《二十一世纪》,金观涛和刘青峰夫妇办的,我写过一篇批评文章,专门批评了一些在日本老拿中国说事儿的中国学者,后来还引来一批人的反驳,比如,东京大学的博士董炳月先生,写得很善意,但批评是严厉的。同时,和歌山大学的教授王妙发先生是支持我的,措辞严谨,简练。之于我自己,那时因为忙着经商,很快就从那场争论闪身儿了,一门心思去卖我的鱼去了!

  看来,张辛欣和查建英生活在地球的另一边,比我所在的邻邦更远,或许正是出于这层初级的原因,那种遥望家乡时的独步感恐怕就容易袭上心头。

  与此相比,我也有一种连接双方的感受,但它不是一种可视性的连接,而是潜存于心中的内容。这就是语言。尤其是在我开始用日语写作的时候,这个感受近乎于铭心刻骨。首先,作为语言的空间显然不是隔离的,因为外语的进入,作为母语的维护反而会松懈下来,乃至与外语的空间相互磨合。

  这些天一直为日本的文艺杂志写专栏随笔,首先讲的是石川县的一座寺院的故事。如果用中文表达的话,我会说明许多细微的情景,尤其是在解释寺院的由来以及有关历史方面的知识,因为这些内容之于中国读者是需要获取的知识。描写日本,从中是否能得到这类知识,有时是中国读者衡量你的一个标准。

  反过来,当我用日语直接把我对日本的感受描写出来,而且让日本读者阅读的时候,他们的衡量标准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你的感受的细腻性。如果迎面吹来一股强风,日本人感到打在脸上是痛的,那么你的感觉就不应该仅仅是痛,而且还有酸,麻,甚至就象被人往肉体上刺青一样的发辣……

  语言是一个空间,但充聚于这个空间的是人的原始感受,能否把这种感受按照语言最易于表达的方式描述出来,或许正是存在于两种语言写作时的一种选择。从这层意义上,日语在表述细腻的感受时有大量的假名可以供我选择,而恰恰是假名,对汉字的意义就是它的瓦解效应。因此,我的感受相对于中日文而言,用中文表达是完整的,就象汉字,而用日文表达是碎片,就象假名。于是,每当我看见一个景色,在用中文获得了一个总体印象的同时,日文却帮我获取了每一个细节的对照。 最近也许是因为出版了《孤岛集》,喜欢磋磨这类问题,下次见到张辛欣,我打算跟她说,你有你的“独步东西”,我有我的“双语空间”。

  距今16年,当时的《日本虫眼纪行》是我的日语处女作,而今年新出版的《孤岛集》是在持续了双语写作多年后的一次回放,关键词从“虫眼”到“孤岛”,总觉得有种东西是不变的,犹如海底的平稳一样,无论是海面惊涛骇浪,还是天上风云密布,深海的海底却永远是温和的,不吵不闹的那种。

  因为,在一个巨变的大时代之中,其实,一个人的心路越简单越好,加之双语思维与写作的拓展,这一单一的心路将越走越静,越走越深。合掌。

  书籍信息:《孤岛集》,毛丹青,中信出版社,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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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孤岛集 虫眼 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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