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兆晖

　　有没有“扎根”？

　　老淘带着妻子、儿子以及父亲母亲一家五口从南京“下放”到苏北农村一个叫三余的湖区。老淘意识到，不仅他自己，而且儿子小淘也将在这个地方扎下根来。因此，他开始在

三余实施他的一系列“扎根”计划：造屋，学习栽培和饲养，为生产队出谋划策，鼓励妻子做“赤脚医生”，在日常生活中搞好与当地群众的关系，甚至为小淘在三余的扎根都做好了安排与准备。老淘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下放之前是党的一名专业作家。就在他的扎根计划初见成效之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下放结束了，老淘在三余的扎根计划被迫流产，他又重新回到下放之前的岗位上。跟他当初去扎根一样，这一次命运又将他连根拔起。老淘回城之后，有过短暂的辉煌，他成了著名作家。但无情的疾病却让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从老淘一家人下放开始，到老淘回城病故，这就是《扎根》(《花城》2003年第二期)这部小说所要讲的故事。

　　和韩东的著名诗篇一样，这部《扎根》也是一个颠覆性文本，“冷静得几近于残忍”。青年作家李红旗认为：“(《扎根》)在不动声色的描写下，一幕幕生活场景和往事无可奈何地脱下自己一层层外衣。韩东巧妙地脱光了它们。结果令人不寒而栗，外衣之下，什么也没有。”“将一些本该是抒情或激情的地方处理得平淡无奇”(何小竹语)。作家李樯甚至认为；“作者就像一个马车夫，他与马匹、与车辆都不会发生任何情感上的交流，小说速度的快慢、道路的取舍、去向的择弃、挥鞭力度的大小等，却都操控在小说家的手里。”而作者韩东自己则说：虽然无法做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那样的毫无虚荣，但也努力地使之朴素，并尽可能地包含了某种幽默的理解力。这是一次不合时宜的尝试，与其说是“冰点写作书写冰封时代”(某评论家语)，不如说是运用简朴的方式描绘了某种特殊而日常的生活。

　　文革一直是小说创作的热点题材，类似“题材”已被许多作家反复写过，作家何小竹认为这“题材”是彻底滥掉了，说其“滥”：“一是泛滥，一哄而上，都觉得自己受过苦，有冤屈；或者是，有思考，而且是关乎民族文化与命运的大思考，所以要么精雕细作，要么鸿篇巨制，都当“名著”和“经典”在搞。二是滥写，所谓滥写，还不仅仅指其文采或技巧，而是滥在“移情”，想当然地(放大自己的主观感受)，或是有所借鉴地(借鉴世界苦难文学的标本)覆盖和改造了那一段特殊岁月的“真相”。甚至，一些以“纪实”为标签的作品也以其正经和崇高的笔调，完成了对一段历史的虚构。”而韩东的《扎根》正是与这种惰性写作断裂，提供了“具备陌生化效果的文本”，还原了历史和人性的真实。批评家张柠却有相反的意见：“他写文革，故事的东西已经很模糊了，像他这种60年代出生的人，他对文革的记忆不是太有实感。他可能更多是把现在的经验跟过去定性的文革的认识交织在一起，虽然他一些想法是有现实意义的。写文革的小说中，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张贤亮的《绿化树》写的劳改农场，都是相当真实，相当感人。而韩东他眼中的经验相当虚幻，当他想把这种虚幻的东西变成新的文本时，添进了很多现在的东西，不是过去那种有切肤之痛的东西。或者说，他的切肤之痛不是来源于过去的经验，而是来自于现在的感受。”

　　对于《扎根》的呈现出平实细致却并不引人入胜的情况，何小竹解释说：“《扎根》的让人激动的陌生主要还在于它完全放弃(或者无视)长篇小说的既有要素，甚至放弃了中文作家们都倍加珍视的“文学性”，大胆而自信地采用了不动声色的，冷漠的，反“文学”的“流水账”式的叙述结构及其叙述语言。而读者正是在大量关于造房、植树、栽培、养殖、行医、邻里纠纷、家庭成员关系、受审、生病、病故、追悼会等等“表面现象”的介绍和描述中感受到了一个时代一段特殊生活带给我们的巨大压力。这压力就是真实。通过这一本记录老淘一家下放岁月的“流水账”，揭示了人在这个世界中的真实处境。而我认为，这样的真实是那些先就自我感动，并准备好了“伟大”架势的作家们所不能够提供给读者的。”而张柠的理解是：“韩东创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别人来读，而是要表达他自己。小说本质上是通俗文体，所谓的“现代主义小说”承载了太多哲学和美学的内容，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小说重新恢复了阅读的功能，是对乔伊斯、普鲁斯特的一种反拨，这是小说的总体走向。韩东小说的叙事方式还是现代主义的，不动声色地制造了阅读障碍，要求读者跟他一样地思考。他的小说确实存在了过多的东西，给读者制造了障碍。看起来每个字都认识，每一段都懂，但从整体上一般的读者就很难弄明白了。就是说你的小说究竟是观念主体还是故事主体，或者你的小说是不是真正表达了一种社会经验，而非个人体验。诗歌可能更多的是谈的体验，但小说更多谈的是经验，这是感官层面的东西，就像李师江的小说，他经验的东西更多，这种东西就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每个人都有这种东西，只不过被遮蔽了，当小说家传达出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他的经验是这样一种东西，他马上就懂了。如果是抽象化的东西，像现代主义小说，它能抽象出一种体验，或者得出某种哲学母体，这就像博尔赫斯的做法，或者乔伊斯早期的小说，这种东西在中国出现很少，所以中国读者就不太能接受。中国的传统小说相当好读，四大名著及三言两拍，都是相当好读的，但不能说好读的小说里面隐藏的东西就少。”

　　寻找和难以自拔

　　北北说：“当初落笔的时候，我曾指望语言有质感和厚度，如同一幅色彩斑驳的油画，每一个句子都能够像画布上有力的笔触。并且它应该是内敛的。显然，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寻找。”今年《小说选刊》第三期头条发表的是女作家北北的中篇小说《寻找妻子古菜花》，正如题目说明的，这个故事可以呈现出一个画面：一个被生活重重地打了一棍的男人，挑着担子在无边无际的大雨中忧伤地走着，寻找他不辞而别的妻子。这个故事里还包含着另一个女人的寻找，她在执拗地寻找和期待之后，似乎握住了幸福的全部，可是突然之间她又断然将一切粉碎在手心。这两个寻找的故事在某一瞬间交汇，然后继续分道扬镳。北北说：“当初落笔的时候，我曾指望语言有质感和厚度，如同一幅色彩斑驳的油画，每一个句子都能够像画布上有力的笔触。并且它应该是内敛的。显然，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寻找。”也许这三个人都在寻找的路上，至于路途中的风景，可以在阅读中看见。

　　而张宏杰的《高标绝俗————重读明史.海瑞传》(《天涯》2003年第二期)，则是以历史散文的笔调，寻找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批评家梁艳萍认为，在这篇文章中，张宏杰从历史材料中，从人性的角度，展示了海瑞不为人知的侧面，如他对妻子和女儿感情的冷淡，他一共“九娶”，就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目的：生一个儿子。前三个妻子，第一个因为生女儿被休，第二个进门一个月后被赶出家门，第三个在情况暧昧下暴死————此前，他的一个妾自杀身亡。在以往对历史人物的描述中，经常为了某种有定论的“光辉形象”或者“丑恶嘴脸”，而文过饰非或者极力丑化，张宏杰的研究从原始材料出来，寻找历史的本来面貌，从而可能还原历史的某种真实。

　　与寻找的主题相反，某种侵入灵魂深处的仇恨所造成的恶，是如此顽固，尤其在童年的时候。《中华文学选刊》2003年第三期推出的新人王松的短篇小说《红汞》就是描述了这么一个故事：主人公时金宝，起先是个绝对智慧，绝对可爱的孩子，一个捡破烂者的儿子。他用旧瓶子自制乐器的聪明劲儿一般孩子学不了。然而，卑贱的出身使得他从小学会了憎恨。由杨老师、小夜叉、吴教授、陈医生、陈李儿们构成的连环的伤害与报复，演绎了一个个关于忿恨与绝望的故事。作家雷达认为：“这并不是来自阶级、政治、道德层面上的伤害，而是来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深层的，人性深处的伤害。”从这里可以看出仇恨的种子埋得多么深，像一根嵌入骨髓的钉子长成了瘤子，难以取出。“小说比较深刻地写出了对人的尊严的蔑视、冷漠、无动于衷，怎样导致人性的丧失，怎样使被伤害者变成了伤害者”。

　　而人们正是在寻找自己的梦想和抵抗自身的丑恶中获得了生存的力量。

　　解放了之后怎么办

　　今年第三期《大家》刊发了轩辕轼轲的组诗《此刻我在写诗及其他》，其间洋溢着逼人的气势、幽默的机智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读轩辕的诗歌有一种朗诵的欲望，这是一种久违的感觉。在《路过春天》中，他这样描绘自己“我身上披满了青草／头上佩戴着树冠／我手拎着白云的毛巾／嘴叼着花朵的香烟／我水壶里是刚解冻的河流／我背包里装着一摞／万紫千红的群山。”而《趁着》是彻底地排比到底————“趁着还有一海水／让我们望洋兴叹／／趁着还有一河水／让我们梳洗骏马／／趁着还有一池水／让我们留下泳姿／／趁着还有一桶水／让我们把扁担放下／／趁着还有一汪水／让我们叠好纸船／／趁着还有一盆水／让我们弄湿枯发／／趁着还有一杯水／让我们递给嘴唇／／趁着还有一滴水／让我们缩首抱膝／／钻进这滴水里沉默／然后在地球的面颊上／／缓缓淌下”。以夸张的想象表达了生存的危机。组稿人诗人于坚评价说：“我觉得他的诗，读起来有相当粗糙的活力。不太注重词语的巧妙，更注重感觉，写得比较奔放。”对于某些人对他喜欢用排比的形式结构全诗，增进气势的批评，于坚认为：“这么写的人不多见，他喜欢这么写。关键在于写的是不是他想表现的那个东西，有没有呈现出那个力度。”新锐批评家沈浩波则认为：“他基本上用的是一种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主要是靠才气和意识在支撑他，要是没有才气和意识，结构就变得很松了。他过于相信这个气势了。我认为他的气势之所以让人觉得可以接受，并不是因为气势本身，而是因为里面的才气。可能是他习惯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在他手上太得心应手了。一个很落后的方式如果遇对人，有时候就会变得很好，如果遇不对，就还是落后的方式。他写的这种方式是很旧的一种方式，但是遇对人了。”我感觉无论是形式还是才气如果都在重复，那未免单调，这似乎也是不少有才华的口语诗人的通病。当你运用某一种形式获得解放的感觉和表达的快感后，不要过于迷信它，否则就会阻止你获得新的快感，甚至快感之外的意想不到的东西。

　　刚刚获得“柔刚诗歌奖”的宇向也呈现了这样的问题。“我想到的窗子是美丽的／因为它们框住了流动的风景／从里面看总是这样／我不知道外面的人怎样看／也不想知道／我妈妈的窗子在二十层／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有冲出去的想法／我自己的窗子在一层／它框住随意经过的人／和每一个刻意到这里的人／我的办公室在地下／窗子开在最上方／在一个扁小的长方形里／我要抬头／才能看到污水、彷徨和失落”(《窗》，2003年《诗潮》第二期)。里面有动人的局部，如“我想到的窗子是美丽的／因为它们框住了流动的风景／”“我妈妈的窗子在二十层／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有冲出去的想法／”，但整体感觉是中庸、狭隘和简陋，一种狭窄的自得其乐的喃喃自语。朵渔说：“宇向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她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窗。”但我以为，满足和迷信这扇窗子就容易堕入惯性甚至无聊的境地，请不要以女人的名义自我封闭。

　　今年第三期的《诗选刊》也以很大的篇幅推出了一批喜欢口语的年轻诗歌作者的作品，在回到生活的第一现场的同时，他们在表达上又显得如此无力，过于迷信本能和某种简单划一的语感而形成了类似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