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读书：先说说您的这本新书吧。我们知道，您在前两年出版了《梁启超传》，很系统的介绍了梁启超的生平及交往经历。而这次您将梁启超与他的主张“自改革”的这段历程单独拿出来另成一书，不知有何考虑？

解玺璋：最初的动机是想借这一段历史探讨一下体制内改革的边界和局限，以及可能性，思考如何通过改革防止暴力革命式的社会动乱发生。

新浪读书：我看到这本书里引用了大量历史资料，包括传主本人的文章以及很多研究史料、资料。不知完成这本书您用了多长时间？写作过程顺利吗？

解玺璋：因为有前面写作《梁启超传》的基础，这本书写得比较顺利，也弥补了一些当初写作《梁启超》的遗憾，比如严复当年对梁启超的影响，来自体制内部的早期改革思想的萌芽，以及清政府提出预备立宪后的所作所为和各方面的反应，都是《梁启超传》没有涉及到的。

新浪读书：您似乎很偏爱列传那种写法，以人物串联，这在《梁启超传》中最为明显。而在这本书中，很多部分依然是以一个个人物勾勒出晚晴时期的广阔图景。您当初为何选择这种写法？

解玺璋：历史是由人构成的，每个人的经历都构成了历史的一个面相，而且，这些人物的经历又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如果笼统的写，可能就会顾此而失彼，很难给读者一个清晰的面貌。特别是像梁启超这样一个和各个方面都有联系的人物，这样写比较容易将人物的各个侧面都兼顾到，也比较符合传记以人物为中心表现历史的要求。以事件为中心结构人物传记未尝不可，但要看传主本人的具体情况而定。

新浪读书：您以后是否还会以其它角度再写梁启超？

解玺璋：是有这个打算。梁启超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学识都太丰富了，而且，随着中国体制内改革的不断深入，梁启超的重要性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他和当下的关系也会越来越紧密。这是外部提供的一种动力。从我自身而言，我也觉得，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梁启超和他的思想，可以帮助我更好地认识当今这个社会和我自身。

新浪读书：提到梁启超，他性格中的“善变”历来争论不一，一些人批评梁启超立场不坚定，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梁启超是最早具有“现代人格”的中国人。网上是这么解释“现代人格”的：“乐于接受新事物，接受挑战，相信科学，努力进取，注重个人能力的发挥，民主精神，富于责任心，遵守法律等。”您认为梁启超的“善变”是否属于“现代人格”？

解玺璋：我多次讲过，梁启超的“善变”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他有不变的东西，就是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首先是从儒家的文化传统中来的，和他早年所接受的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大有关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忧国忧民，一生所追求的，就是国家、民族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康。同时，不变的是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不固执己见，敢于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他宁肯背负一个“善变”的恶名，而不愿意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新浪读书：这本书多是以正面角度评价梁启超，而您认为他的最明显的局限在哪里？

解玺璋：梁启超的局限主要是历史的局限，他有很好的改革理念和思路，也有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措施，但历史不给他机会，政府和国民也不给他时间。他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把改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政府（前有清政府，后有北洋政府），而政府的改革永远满足不了民众的心理诉求，于是，革命代替改革登场，成为20世纪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梁启超反而被边缘化了。

新浪读书：您曾说当下对梁启超的认识多有误解，甚至是丑化。那么您认为造成这种认识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解玺璋：对梁启超的误解和丑化主要来自国民党（前身为同盟会），他们的主要矛盾即改革还是革命，梁启超出于依赖体制进行改革的思路，对政府采取既批评又维护的态度，给革命党留下太多口实，而清政府最后几年的作为，引起国内各阶层普遍的不满，更陷梁启超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民国的建立，在后来的主流叙事中更被认为是革命的成功和立宪派的失败，这些都使得后来的人们丧失了理解梁启超的愿望和耐心。

新浪读书：您是因为什么契机展开对梁启超的系统研究的？又是处于何种情况下开始决定写他的传记？

解玺璋： 写作《梁启超传》以及对梁启超做进一步的研究，首先是多年积累的水到渠成，也是还自己的一个心愿，同时，也是感觉到当下以及我的内心有一种对梁启超的需求。

新浪读书：作为当时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您觉得梁启超对当今的知识分子有何借鉴意义？

解玺璋： 梁启超给予我的最大启示，恰恰是他对国家、民族、民众的态度。他曾经主张过政党政治，也曾几次参与组党，但他在重大历史关头的选择和判断，并不以一党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从国家、民族、民众的利益出发，这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区别于今日某些知识分子，把自己信奉的理论和观念，看得比国家、民族、民众的利益还重要，再好的理论，如果现实不具备条件，都只能耐心等待，而不能揠苗助长，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得有些畸形，有些时候正是揠苗助长的结果。

新浪读书：您认为梁启超身上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解玺璋：与人为善的态度，对所有人都是如此，这很难得。

新浪读书：您曾经也写过王安石的传记，好像对中国历史上的那些“改革者”情有独钟？这是为什么？

解玺璋： 我喜欢在政治上有作为的人，同时，我也同情那些在历史上被冷落、被歪曲、受委屈的人物，喜欢打抱不平。

新浪读书：现在历史人物的传记繁多，如果让您为读者推荐一两本您最喜欢，或印象最深的，您会推荐哪部作品？

解玺璋： 对我有所影响的传记比较多，因为我原本偏爱传记类的作品，印象深刻并阅读多次的可以提到两部，一部是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一部是艾恺的《最后一个儒家》，前者是写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一个是写国学大师梁漱溟的，二者都非一般的传记，而是思想传记的类型，这也是我喜欢的。

列文森在其著作中认为，梁启超在理念上认同西方的价值取向，而在情感上则认同中国的传统人文系统。这一论断可以涵盖梁启超的早期与中期，但是到了五四运动发生，他的生命进入后期即“踱进研究室”之后，他则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智上也完全认同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这并不奇怪，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历史巨人，其人生是非常丰富复杂的，很难用“激进”、“保守”、“革命”、“反动”这些本质化的概念来描述和判断，解著的好处恰恰在于它远离本质化即简单化，而把力气用于对史实的考证与描述，在对待近代史人物的评价中，超越党派眼界，超越意识形态眼界，只着眼于历史人物为中国的进步做了哪些实事，这样的史书，不仅还以历史公平，而且也比较可靠。见到有此可读而可靠的书，能“不亦乐乎”。

——学者 刘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