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学不可能完全没有师承关系。可以说,每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身后都站着无数作家的影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像是朋友,也像是老师与学生,深刻地影响着写作者的创作风格与人生观。马尔克斯的出现,影响了多少作家是无法统计的,他站在他们身后,成为后辈作家进入文学殿堂的引路人。当然,马尔克斯也有着他自己的文学领路人,这其中最重要的或许就是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

胡安·鲁尔福(1918—1986)墨西哥小说家,被誉为“拉丁美洲新小说的先驱”,一生只留下篇幅极其有限的作品,却被历代文豪奉若至宝。出生于墨西哥农村,在孤儿院长大。1955年,他的代表作《佩德罗·巴拉莫》出版后,一度乏人问津,有人认为它“写得很好”,也有人认为它是“一堆垃圾”。鲁尔福平静地面对着这一切。写完了小说,还是安心地做他的汽车轮胎推销员。几年后,《佩德罗·巴拉莫》声名鹊起,奠定了作家在拉美文学中的地位,鲁尔福却从此不再写任何小说。

《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即是“借鉴”了《佩德罗·巴拉莫》。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鲁尔福,或许就没有《百年孤独》,就没有日后的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对胡安·鲁尔福的简短追忆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莫娅妮 译

发现胡安·鲁尔福,就像发现弗朗兹·卡夫卡一样,无疑是我记忆中的重要一章。我是在欧内斯特·海明威饮弹自杀的同一天到达墨西哥的——1961年7月2日,我不但没有读过胡安·鲁尔福的书,甚至没听说过他。这很奇怪。首先,在那个时候我对文坛动向十分了解,特别是对美洲小说。其次,我在墨西哥最先接触到的人,是和马努埃尔·巴尔巴查诺·彭斯一起在他位于科尔多瓦街上的德库拉城堡工作的作家,以及由费尔南多·贝尼特斯主持的《新闻》文学增刊的编辑。他们当然都很熟悉胡安·鲁尔福。然而,至少六个月过去了,却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起过他。这也许是因为胡安·鲁尔福与那些经典名家不同,他的作品流传很广,本人却很少被人谈论。  

我当时与梅塞德斯和还不到两岁的罗德里戈住在安祖雷斯殖民区雷南街一套没有电梯的公寓里。我们大卧室的地上有一个双人床垫,在另一个房间里有个摇篮,客厅的桌子既是饭桌也是书桌,仅有的两把椅子用途更广。我们已经决定要留在这座城市,这城市虽大,却还保有人情味,空气也清新纯净,街道上还有缤纷夺目的花儿。但是,移民当局似乎没有分享我们的喜悦。有一半时间,我们都是在政府办事处的院子里排队,有时候还得冒着雨,而队伍却总不往前走。闲暇时,我便写些关于哥伦比亚文学的笔记,在当时由马克斯·奥伯主持的大学电台播出。那些笔记太过直率,引得哥伦比亚大使打电话给电台提出了正式抗议。他认为,我的言论不是关于哥伦比亚文学的笔记,而是抨击哥伦比亚文学的笔记。马克斯·奥伯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以为,我在六个月里找到的唯一的糊口法子就这么完了。但是,事情正相反。

“我一直没时间听那个节目。”马克斯·奥伯对我说,“但如果它是像你们的大使所说的那样,那应该是很好的。” 

我当时三十二岁,在哥伦比亚当过很短时间的记者,刚刚在巴黎度过了很有用但也很艰苦的三年,又在纽约待了八个月,我想在墨西哥写电影剧本。那一时期墨西哥作家圈子与哥伦比亚的很像,我在这个圈子里十分自在。六年前,我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还有三本尚未出版的书:大概在那时候于哥伦比亚面世的《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不久以后由文森特·罗霍请求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恶时辰》,以及故事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最后这一本当时只有不完整的草稿,因为在我来墨西哥之前,阿尔瓦罗·穆蒂斯就已经将原稿借给我们尊敬的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而她把稿子弄丢了。之后,我重组了所有的故事,由阿尔瓦罗·穆蒂斯请塞尔吉奥·加林多在维拉克鲁兹大学出版。

因此,我是一个已写了五本不甚出名的书的作家。但是,我的问题不在于此,因为,无论在当时还是之前,我写作从不为成名,而是为了让我的朋友更加爱我,这一点我认为我已经做到了。我作为作家最大的问题是,在写过那些书以后,我觉得自己进了一条死胡同,我到处寻找一个可以从中逃脱的缝隙。我很熟悉那些本可能给我指明道路的或好或坏的作家,但我却觉得自己是在绕着同一点打转。我不认为我已才尽。相反,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书未写,但是我找不到一种既有说服力又有诗意的写作方式。就在这时,阿尔瓦罗·穆蒂斯带着一包书大步登上七楼到我家,从一堆书抽出最小最薄的一本,大笑着对我说:

“读读这玩意,妈的,学学吧!”

那就是《佩德罗·巴拉莫》。

那天晚上,我将书读了两遍才睡下。自从大约十年前的那个奇妙夜晚,我在波哥大一间阴森的学生公寓里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后,我再没有这么激动过。第二天,我读了《烈火平原》,它同样令我震撼。很久以后,在一家诊所的候诊室,我在一份医学杂志上看到了另一篇结构纷乱的杰作:《玛蒂尔特·阿尔康赫尔的遗产》。那一年余下的时间,我再也没法读其他作家的作品,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不够分量。

当有人告诉卡洛斯·维罗,说我可以整段地背诵《佩德罗·巴拉莫》时,我还没完全从眩晕中恢复过来。其实,不止如此:我能够背诵全书,且能倒背,不出大错。并且我还能说出每个故事在我读的那本书的哪一页上,没有一个人物的任何特点我不熟悉。

卡洛斯·维罗委托我将胡安·鲁尔福的另一个故事改编成电影,这是我那时候唯一没读过的故事:《金鸡》。文章是密密麻麻的十六页纸,薄纸,已快破成碎片了,由三台不同的打字机打成。即使没人告诉我这是谁写的,我也能立刻感觉出来。语言没有胡安·鲁尔福其他的作品那么细腻,也没有多少他独有的技巧手法,但是,他的个人魅力却流露于字里行间。后来,卡洛斯·维罗和卡洛斯·富恩特斯邀请我为根据《佩德罗·巴拉莫》改编的第一部电影进行一次检查与修改。

这两件工作的最终结果远远谈不上好,我提到它们是因为它们促使我更深刻地去了解一部我确信已比作者本人更熟悉的作品。说起作者本人,我是直到几年以后才认识他的。卡洛斯·维罗做了件令人惊异的事情:他将《佩德罗·巴拉莫》根据时间片段剪开来,再严格按照先后顺序重组成戏剧。作为纯粹的工作方式,我认为这很合理,可结果却成了一本不同的书:平板而凌乱。但是,这对让我更好地理解胡安·鲁尔福的独具匠心很有帮助,也更体现了他非凡的智慧。

在《佩德罗·巴拉莫》的改编中有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名字。无论看起来有多么主观,任何名字都与用这名字的人有某种相似,这一点在文学中比在现实生活中要明显得多。胡安·鲁尔福说过,或者有人让他这么说过,他是一边读着哈里斯科公墓里的碑文一边构思他小说中人物的名字的。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没有比他书中的人名更恰当的专有名词了。当时我认为——现在仍然这么认为——要找到一个与所饰演的人物名字毫无疑问地相契合的演员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问题——它与前一个问题不可分割——是年龄。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胡安·鲁尔福都很小心地不去留意人物的年龄。纳西索·科斯塔·罗斯不久前做过一次非凡的尝试,想确定《佩德罗·巴拉莫》中人物的年龄。纯粹出于诗意的直觉,我一直认为,当佩德罗·巴拉莫终于将苏萨娜·圣胡安带回他半月庄的广袤领土时,她已是一个六十二岁的女人了。佩德罗·巴拉莫应该比她大五岁左右。其实,如果剧情沿着一段得不到慰藉的黄昏恋的悬崖急转直下,我会觉得这戏剧更加伟大,更加可怕但美丽。科斯塔·罗斯为两人所设定的年龄与我所设想的不一样,但是相差不是很远。可是,这样的诗意和伟大在电影里是无法想象的。在黑暗的电影院里,老年人的恋情感动不了任何人。

这些珍贵的研究有个坏处,那就是,诗歌中的情理并不总是基于理性。某些事情发生的月份对分析胡安·鲁尔福的作品十分重要,但我怀疑他是否对这一点有所察觉。在诗歌中——《佩德罗·巴拉莫》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诗歌——诗人运用月份来达意,却不顾时间上的精确性。不仅如此:许多时候,连月份、日期甚至年份都被改变了,仅仅是为了避免一个不好听的韵脚或者同音重复,而没有想到那些变化可以促使评论家做出某种断然的结论。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月份与日期上,花也是一样。有些作家常用花朵,纯粹只是因为它们的名字响亮,而没有注意到它们是否与地点和季节相符合。因此,在好书中看到开在海滩上的天竺葵和雪里的郁金香,都已不稀奇。在《佩德罗·巴拉莫》中,要绝对地确定哪里是生者与亡人之间的界限已属不可能,其他方面的精确更是空谈。实际上,没有人能够知道死亡的年岁有多长。

我说这些,是因为对于胡安·鲁尔福作品的深入了解,终于使我找到了为继续写我的书而需要寻找的道路,因此,我写他,就必然会显得一切都像是在写我自己。现在,我还想说,为了写下这些简短的怀念之辞,我又重读了整本书,我再次单纯地感受到了第一次读时的震撼。他的作品不过三百页,但是它几乎和我们所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浩翰,我相信也会一样经久不衰。

马尔克斯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小镇阿拉卡塔卡,童年在思想激进的外祖父家度过,外祖母则是他的故事老师,“她不动声色地给我讲过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仿佛是她刚亲眼看到似的。”外祖母沉着冷静、绘声绘色的讲述,使故事听起来真实可信。多年以后,马尔克斯正是用外祖母讲故事的方式创作了《百年孤独》,他的大家庭与马孔多的布恩迪亚家族也形成了对应关系。用马尔克斯自己的话来说,写作《百年孤独》的目的在于“为童年时代所经受的全部体验寻找一个完美的文学归宿”—一个悲惨的大家庭,整天啃食泥土的妹妹,酷爱占卜算命的外祖母,许许多多彼此名字完全相同的亲戚……从来搞不清什么是幸福和为什么痛苦的人们,引领一代代世界不同角落的读者走进马孔多的世界,被拉美的过去与现实所激荡。

马尔克斯童年的生活环境可说是充满“魔幻”色彩的。《马尔克斯传》中写道,马尔克斯后来回忆自己的童年宅院时说:“这座宅院每一个角落都死过人,都有难以忘怀的往事。每天下午6点钟后,人就不能在宅院里随意走动了。那真是一个恐怖而又神奇的世界。常常可以听到莫名其妙的喃喃私语。”也许只有迷信能够对童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象征性的保护:阴魂走开以前就应该让小孩睡觉;孩子们躺着的时候如果门前有出殡的行列经过,应该叫他们坐起来,以免跟着门口的死人一块儿死;应该注意别让黑蝴蝶飞入家中,因为飞进来就意味着家里要死人;若是飞来了金龟子,家里就要来客人;保证不撒落盐就能躲避厄运;如果听见怪声就是巫婆进了家门;如果嗅到硫黄味就是附近有妖怪。(引自达索·萨尔迪瓦尔《马尔克斯传》第三章)

以下是第一章节选:

第一章

1952年3月初,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随母亲去阿拉卡塔卡镇,出售他诞生于斯的外祖父母的老宅。这次故乡之行,正像多年以后他再三说过的那样,也许是他文学生涯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

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是一位25岁的年轻小说家。他深信,任何优秀小说之所以优秀是由于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它是以艺术手法移植的现实,又是关于世界的一种神秘的谜语。五年来,他力图在后来收入《蓝宝石般的眼睛》集子的那些短篇小说、尚未定型脱稿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家》,以及改过两三稿的《枯枝败叶》里,以文学方式表现自己童年时代噩梦般的世界。可是,故乡之行使他看到,沿着以往的道路远未达到目的。他意识到,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为了到达刚刚在阿拉卡塔卡所看见的事物(废墟与孤寂)的本质,他需要一种更加宽阔的视野:因此必须上溯到童年的历史,进入时间,进入外祖父母诞生的瓜希拉省的那些村庄。

母子俩坐火车返回巴兰基亚市。他在那里已经住了两年,为给《先驱报》撰稿。在火车上,他就开始向母亲询问外祖父母的事情。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从何处于何时来阿拉卡塔卡的?44年前马尔克斯上校在决斗中不得不杀死的那个人是谁?总之,从哈雷彗星出现的那年开始,哪些人同马尔克斯和伊瓜兰一家共同重建了阿拉卡塔卡?

回到巴兰基亚,他不仅停下《家》的写作而重新去写《枯枝败叶》,并且空前急切地感到必须继续像阿莱霍·卡彭铁尔卡彭铁尔(1904-1980),古巴作家和音乐家,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一。的短篇小说所讲的那样去寻找根源,或者确切地说寻找根源的根源,到外祖父母的出生地去。刚刚卖掉的那所宅第里曾经发生的一切——首先是他的诞生,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外祖父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梅希亚和外祖母特兰基丽娜·伊瓜兰·科特斯那十分遥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就这样,第二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巴耶杜帕尔省和瓜希拉省,一边出售或装作出售乌特阿出版社的百科全书及其他书籍,一边进行更加仔细的探访。他反方向走过了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期命运给长辈们划出的路线,寻找他们记忆中的村落和地方。这次重要的旅行和自50年代初期以来的其他几次旅行,均有一位朋友兼同事——“主教的侄子”拉斐尔·埃斯卡洛纳陪伴,埃斯卡洛纳不仅让他了解瓜希拉省,还帮助他辨认小时候在阿拉卡塔卡镇听外祖父母讲过的许多故事的发生地及人物。

一天,他们在巴耶杜帕尔省附近一个小村拉巴斯惟一的酒馆喝啤酒的时候,碰见一个何塞·阿卡迪奥《百年孤独》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感情冲动,有勇无谋。式的人物。此人高大健壮,头戴牛仔帽,打着骑士的绑腿,腰里插着左轮手枪。埃斯卡洛纳是这人的朋友,便给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了介绍。来人向作家伸出可靠而热情的手,问道:“您跟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有点什么关系吧?”作家说自己是他的外孙。“这么说来,”那人想起一件从前的家族血案,“您外公杀了我外公。”

此人名叫利桑德罗·帕切科,45年前,他的外祖父梅达多·帕切科·罗梅罗的确在瓜希拉省巴兰卡斯镇的一场决斗中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梅希亚所杀。出于谨慎,埃斯卡洛纳劝利桑德罗不要翻陈年老账,说加夫列尔不太知道情况。他推说自己十分喜爱并且熟悉火器颇想一试枪法,遂从利桑德罗的枪套里取出左轮手枪,退下弹夹,只留下一粒子弹,说:“我来看看今天的准头如何。”利桑德罗高兴了,撺掇说你想打多少枪就打多少枪,很快他俩就比开了枪法,还邀请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显身手。加西亚·马尔克斯谢绝了,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在一边观看射击比赛。

看来这位当时已经成名的巴耶杜帕尔音乐的作曲家的谨慎没有必要。两个外孙成了好朋友,坐着走私者利桑德罗·帕切科的卡车,“喝着热白兰地,吃着半生不熟的羊肉,游玩了三天三夜,以纪念死去的两位外祖父”。几天里,他们走过了塞萨尔省和瓜希拉省的埃尔科佩伊、巴耶杜帕尔、马纳乌雷、帕蒂亚尔、乌鲁米诺、比亚诺瓦、圣胡安德尔塞萨尔、丰塞卡、巴兰卡斯、里奥阿查和埃尔马纳乌雷瓜希罗。在这次旅行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完成了14年以后的《百年孤独》撰写工作的野外部分,利桑德罗·帕切科顺便给他引见了作家外祖父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在“千日战争”1899至1902年哥伦比亚的一次内战,历时一千天,故名。前后那些漂泊不定的岁月里在各地留下的私生子当中的几个。

可以想见,两个外孙特意在巴兰卡斯镇盘桓良久。就在昔日的“隐秘山庄”,他们的外祖父如同马孔多建村前的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和普鲁登西奥·阿基拉尔《百年孤独》中的人物,后者因同前者斗鸡失败而奚落前者,遂引起决斗并被杀。一样,曾经是两个幸福的人,直至1908年10月19日的决斗中一个被迫杀了另一个。我们可以认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生记录在其出生前19年已于此时此地开始,因为这一天黄昏在巴兰卡斯镇发生的事件预先确定了作家的人生命运与文学命运:是这一事件,不仅导致16年后他父母的相识,而且还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跟着外祖父母,在阿拉卡塔卡镇那所鬼魂出没的深宅大院生活到10岁的历史渊源。10岁前的经历对这位未来的小说家尤为重要。

与瓜希拉省大多数城镇不同,巴兰卡斯因为有埃尔塞雷洪煤矿的赋税而成了一座具有现代化气息的比较繁荣的镇子。不过,作家的外祖父母19世纪90年代初从里奥阿查市来到巴兰卡斯的时候,它却是一片荒凉,身负它所经历的几场劫难和一桩宗教与行政官司所留下的伤痕。这场官司不可思议地把它的名称传到了梵蒂冈城。

海拔150米的巴兰卡斯位于兰切里亚河西岸,坐落在瓜希拉省腹地圣玛尔塔雪山东山嘴与奥卡山西山嘴之间的一个小盆地里,这使它的地形和瓜希拉省多数地方不同,它有徐缓的山坡和静谧的绿色植被,每当炎热的中午过后,沿两处山嘴而下的清风便带来黄昏时分的凉爽,缓坡和植被使凉风更加宜人。巴兰卡斯虽然是1664年由一个姓巴兰科的西班牙传教士创建的,但其渊源可能是逃居山野的黑人搭盖的茅棚或木屋——加勒比地区许多村镇和城市的起源就是这样。阿劳加印第安人的一支卡里亚基莱斯部落曾经定居于此,在玉米、豇豆、木薯和疣瓜疣瓜:一种瓜类果实,产于亚热带地区,形状和风味略似南瓜。成熟的疣瓜呈金黄色,表皮肥厚而坚硬,除了人食用外,还可以作牲口饲料和入药。的周围发展了他们的田园文化。

巴兰卡斯实际上所过的那种死气沉沉的田园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746年,这一年它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突发事件。随心所欲的里奥阿查市的主教胡安·涅托·波洛·德尔·阿吉拉心血来潮,授予巴兰卡斯以教区级别,使它跟行政上的乡级建制有了矛盾。主教与里奥阿查市长的官司打到了梵蒂冈,教廷裁决主教胜诉,于是行政当局被迫给予巴兰卡斯一个人为特设的市级级别。23年以后,瓜希拉省印第安人举行暴动,巴兰卡斯又成了毫不犹豫地镇压土著居民的保王派的前沿阵地,由此开始了保守主义称霸的一个漫长而残酷的时期,到1813年(哥伦比亚第一次内战时期),居然出现了市长为保王派、市政府为爱国派的悖谬局面。独立战争时期的巴兰卡斯战役之后,这个城镇慢慢衰落,1860年大量移民的涌入加速了它的衰败,移民来自临近一个叫莫雷诺的被一场具有区域特点的战争摧毁的村庄。

1881年,小说家豪尔赫·伊萨克斯伊萨克斯(1837-1895),哥伦比亚作家,长篇小说《玛丽娅》是其代表作。来到这里打算勘探和开发埃尔塞雷洪的煤炭资源的时候,巴兰卡斯的苦难似乎到了尽头。然而,《玛丽娅》的作者在文学方面非常走运,可在工业领域却晦气重重。被负责煤矿开发的科技委员会主任拉斐尔·努涅斯任命为秘书长的伊萨克斯,联合了英国合股人并且使用英国技术和设备着手开采巴兰卡斯煤矿,巴兰卡斯与里奥阿查之间的第一条铁路很快铺轨。他后来发现阿拉卡塔卡也有煤炭蕴藏,可是,伊萨克斯遇到了和其他事情一样的情况,计划落空了,被搁置了100年。

所以,19世纪90年代初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母从里奥阿查市来到巴兰卡斯之时,这个衰败已久的城镇依然毫无生气,而且连市级资格也失去了,有一段时间重新成为相邻的丰塞卡市下面的一个乡级镇。但是,可以设想,在马尔克斯和伊瓜兰夫妇看来,比起他们离开的那座烈日曝晒、尘土飞扬、硝石成堆的城市来,这里仿佛是一个碧绿、祥和、宁静的天堂。

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梅希亚1864年2月7日生于里奥阿查市,却在远离此地的埃尔卡门德玻利瓦尔市由姥姥何塞法·弗朗西斯卡·比达尔抚养长大,17岁时回到出生的城市跟着父亲尼古拉斯·德尔·卡门·马尔克斯·埃尔南德斯学银匠手艺。此外,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人们还知道一些:除了里奥阿查,他还去过卡马罗内斯;他只念完小学,因家穷上不起中学,小小年纪就被送到银匠炉跟着父亲干活。和阿尔塔格拉西亚·巴尔德布兰克斯生了两个私生子以后,尼古拉斯·马尔克斯21岁时娶了一位里奥阿查姑娘,这就是他的表姐特兰基丽娜·伊瓜兰·科特斯。她生于1863年7月5日,先辈是经过委内瑞拉来到哥伦比亚瓜希拉省的西班牙移民。尼古拉斯刚一结婚就去了巴拿马,在那里和舅舅何塞·马里亚·梅希亚·比达尔一起干了几个月活。1886年,他的长子胡安·德迪奥斯出生后不久他就回来了。三年以后,就在里奥阿查,他的第二个孩子马加里塔诞生了。而作家的母亲路易莎·圣地亚加则在1905年7月25日生于巴兰卡斯。

作家的外曾祖父尼古拉斯·德尔·卡门·马尔克斯·埃尔南德斯1820年生于卡斯蒂利亚西班牙中部地区。外曾祖父的父母尼古拉斯·德尔·卡门·马尔克斯和胡安娜·埃尔南德斯也出生在那里。胡安娜丧夫以后携幼子从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南部地区。和加那利群岛西班牙在大西洋的群岛。去了哥伦比亚——这大概是19世纪20年代中期的事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母亲说,玻利瓦尔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委内瑞拉军人,南美洲独立战争的领袖,被誉“解放者”。1830年沿着马格达莱纳河长途旅行走向死亡时,10岁的马尔克斯·埃尔南德斯见过这位“解放者”。确切的是,作家的外曾祖父长大以后成了有名的银匠并将这门手艺传给了儿子。他和儿子后来一样在里奥阿查市有很多私生子,大多是跟胡安娜·阿拉尔孔生的,由此而在瓜希拉省形成了阿拉尔孔一族。外曾祖父后来娶了路易莎·何塞法·梅希亚·比达尔,和她生了四个孩子:作家的外祖父尼古拉斯·里卡多、阿曼多、弗朗西斯科、韦内弗里达·马尔克斯·梅希亚,韦内弗里达就是终生陪伴尼古拉斯·里卡多的那个妹妹。

加西亚·马尔克斯孀居的外高祖母胡安娜·埃尔南德斯·德马尔克斯,在里奥阿查找到了第二个心上人布拉斯·伊瓜兰,和他在1827年生了女儿罗莎·安东尼娅·伊瓜兰·埃尔南德斯。罗莎算得上是作家外曾祖父尼古拉斯·德尔·卡门·马尔克斯·埃尔南德斯的半个妹妹。罗莎跟瓜希拉省人阿古斯丁·科特斯生了三个私生子:作家的外祖母特兰基丽娜、罗莎·安东尼娅、何塞·安东尼奥·伊瓜兰·科特斯。这样,由于这位在19世纪30年代不知哪一年从加那利群岛来到哥伦比亚的西班牙的外高祖母的缘故,使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成为表兄妹,正如《百年孤独》里的何塞·阿卡迪奥和乌苏拉·伊瓜兰一样。此两人之结合,是《百年孤独》全书的起因。

和外曾祖父在里奥阿查一样,外祖父尼古拉斯·里卡多很快成了巴兰卡斯有名的首饰匠。他和朋友欧亨尼奥·里奥斯合开的作坊就在位于广场一角和墓地斜对面、门窗常常大敞四开的家里。里奥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里卡多就把他从里奥阿查领了来,因为他的姨表姐弗朗西斯卡·西莫多塞阿·梅希亚早先在埃尔卡门德尔玻利瓦尔市同里卡多一起长大,是他亲爱的表妹。多年以后在阿拉卡塔卡市抚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那位妇人就是弗朗西斯卡。特兰基丽娜外祖母也帮忙做些首饰加工最后几道工序上的活,如镶红宝石、打磨和擦拭首饰等。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在马孔多镇只做金质小鱼——孤独寂寞的金质小鱼,而外祖父在巴兰卡斯则是各种首饰都做:戒指、耳环、手镯、链子、小动物。但在《百年孤独》发表以后,这些手艺的继承者,尤其是外祖父那些私生子的后代展示得最多的就是金质小鱼。他们是怀着拥有宗族象征的满意心情来展示的,这种象征能把他们归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庞大世系图。

没过多久,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就弄到了埃尔瓜西莫田庄,这田庄坐落在他的干亲家贝尼西奥·索拉诺·比达尔的土地上,位于圣玛尔塔雪山的山嘴上。后来他又买下了镇子附近兰切里亚河岸边的埃尔伊斯特莫田庄。巴兰卡斯镇的许多人家都在奥卡山的山坡上种植玉米、豇豆、木薯、香蕉、咖啡和甘蔗。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也像他们一样成了农民,专门种植甘蔗的农民。他用自制的蒸馏器把甘蔗汁做成一种叫做“奇林切”的混浊的烧酒,偷着卖。

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梅希亚和特兰基丽娜·伊瓜兰·科特斯经济收入丰厚,又只有三个婚生子女:胡安·德迪奥斯、马加里塔和作家的母亲路易莎·圣地亚加,在平和的团结的人们构成的一个群体里享有良好的个人声誉和职业声誉。他们似乎在衰败的乡村气息浓厚的巴兰卡斯找到了可以平安度过壮年和老年时期的福地。可是,八年之内,“千日战争”以及尼古拉斯与梅达多的决斗如同两场中世纪的瘟疫降临到他们头上,打碎了他们和平生活的计划,把外祖父变成了一个十分内疚的愁眉苦脸的人。他的故事将要在30年以后成就他的在阿拉卡塔卡出生的外孙的文学命运。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作家是喝着盗版马尔克斯的精液长大的”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里雷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北京时间18日清晨,随着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因病去世的消息传来,《百年孤独》中充满魔力的开篇之句开始在中国各类社交媒体上蔓延,成为大家表达怀念的标志性用语。

对很多中国人而言,即使他们未曾通读过《百年孤独》,这句著名的开篇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也早已成为当代拉美文学的象征符号。

然而,对很多中国作家或文化工作者而言,马尔克斯则是他们人生经历的钟面上一个非常醒目的刻度。

47年前,《百年孤独》横空出世,被世界文坛誉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主峰,反映了拉丁美洲一个世纪以来的风云变幻。马尔克斯凭借《百年孤独》等作品一举摘得198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桂冠。

从1977年中国《世界文学》杂志介绍马尔克斯开始,经历1983年首届马尔克斯学术研讨会、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中的“百年孤独热”,再到2010年中国首次推出《百年孤独》的正式全译本……近40年来,马尔克斯一直在中国以各种方式传播,不断掀起热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国文学的格局。

  

莫言:马尔克斯发明了让自己永生的方式

莫言得知马尔克斯去世的消息写到:“上午在医院看牙时,听医生说马尔克斯去世了。在牙钻的轰鸣声中,我想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几乎是集体阅读《百年孤独》的情景。我不能说马尔克斯是当代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世界上的确没有一本书像《百年孤独》那样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我本来有过一次与他见面的机会,但因他生病错过了。感谢这个天才的头脑,他发明了一种独特的小说,他也发明了让自己永生的方式。”

“在中国人的经验里,在我这样作家的乡村经验记忆里,类似于《百年孤独》里很多的细节描写比比皆是,可惜我们知道得太晚。我最早听说这本书是1984年底,读这本书第一个感觉就是震撼: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紧接着是遗憾:自己为什么早不知道小说可以这样写呢?”

27年后,已是著名作家的莫言回忆自己初涉文学之路时,有着复杂的感叹。

《莫言评传》的作者叶开说莫言“只读了一页《百年孤独》,就兴奋得在房间里直打转转,然后就把这本书放下,开始写自己的小说了”。对此莫言笑言“叶开先生的说法略有夸张”,但从《百年孤独》中汲取文学养料之后,“198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远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这两座灼热的高炉》,我意识到不能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一定要写自己的东西,发自自己内心的东西,跟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然后一步一步地向这个方向努力。这20年来我始终在跟马尔克斯搏斗,我要离开那本书。”

  

余华:马尔克斯是棵大树,我只是树下的小草

  

谁都知道余华最崇拜的就是马尔克斯,从余华的作品里寻找马尔克斯的影子应该俯拾皆是。《在细雨中呼喊》的前面部分,有关“我”的奶奶与爷爷的描写,就很像《百年孤独》里描写人物的感觉,结尾也很像《百年孤独》的结尾,都是一个轮回,没完没了的轮回。

余华认为,“大师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他看来,当代作家接受前辈作家的影响,“这种影响应该是以树木的方式在成长,而不是以阳光的方式。这才是影响的本质。”余华从一开始就刻意凸现了自己从马尔克斯、福克纳和卡夫卡那学来的怪诞,但因为缺乏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而不被评论家和读者认同。马尔克斯说过,他的一些小说语言只有当地的出租司机读得哈哈一乐,因为有太浓厚的地方色彩。相形之下,余华也声称只要一写到家乡就如同回家一样,但是他并没有像马尔克斯一样采用当地独特语言,余华在《兄弟》中并没有找到书写地域小说的语言感觉。余华最起码在写作《兄弟》的时候忘了他敬仰的大树的宗旨,所以也只能仍然做树下的小草了。

  

李敬泽:马尔克斯让我们获得一双新的眼睛感受世界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得知这个消息感到痛惜。因为马尔克斯不是一般的外国作家,他是一个曾经对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产生了相当影响的作家。某种程度上讲,差不多有一代中国作家都曾经在马尔克斯那里得到了教育和启发。

李敬泽第一次接触马尔克斯的作品是八十年代中期,他当时阅读《百年孤独》是上海译文的版本,好像当时每个文学青年手里都有一本《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八十年代的每一个读过《百年孤独》的人都会记得初次阅读的震撼,那句传奇的开头“许多年以后...”“故事就此展开,我们获得了一双新的眼睛去看世界和看人。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是他自身力量的最大体现。”李敬泽认为,一个作家对读者和其他作家的影响不一定是很明显的,但会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后者感受世界的眼光。

  

朱大可:马尔克斯同志的乌托邦

  

马尔克斯的灵魂,已经渗透到中国作家的语法里,并与卡夫卡、博尔赫斯和米兰·昆德拉一起,对当代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作家是喝着盗版马尔克斯的精液长大的。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作家清单,他们包括莫言、贾平凹、马原、余华、苏童、格非、阿来等等,几乎囊括了所有创作活跃的前线作家。

《百年孤独》成为中国文学从伤痕叙事转型转型的教科书。一种“马尔克斯语法”在作家之间流行,犹如一场疯狂的西班牙型感冒。

“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上校仍会想起他的祖父带他去见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个《百年孤独》的开卷句式,出现在许多作家的笔下,从马原的《虚构》、莫言的《红高粱》、韩少功的《雷祸》、洪峰的《和平年代》、刘恒的《虚证》、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到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余华的《难逃劫数》和格非的《褐色鸟群》,等等。(综合新华网、凤凰网、东楚晚报)

在2013年的文学畅销书榜单上,拉美作家《百年孤独》这部经典出现在多个版本的畅销书TOP10光荣榜上。何以解释国人对马尔克斯的偏爱?这还是与莫言的诺奖效应有关,只不过,这种效应在2013年表现得较为含蓄,穿上了马尔克斯的“马甲”,有点玩深沉的味道。事实上,芸芸众生对《百年孤独》的理解是有限的,他们对马尔克斯的喜爱,更多源自文学接受的“移情”作用,读者的“真爱”恐怕还是莫言。马尔克斯在中国消费者心里,更多表现为品牌价值,人们消费的是马尔克斯的牌子,不一定真正理解他的作品。

以下是新浪文化为读者摘编的马尔克斯作品里的精彩语录。纪念马尔克斯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他的作品。

《百年孤独》

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记住,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切以往的春天都不复存在,就连那最坚韧而又狂乱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实。

即使以为自己的感情已经干涸得无法给予,也总会有一个时刻一样东西能拨动心灵深处的弦;我们毕竟不是生来就享受孤独的。

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以往的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即使最狂乱且坚韧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现实,唯有孤独永恒。

父母是隔在我们和死亡之间的帘子。

你和死亡好象隔着什么在看,没有什么感受,你的父母挡在你们中间,等到你的父母过世了,你才会直面这些东西,不然你看到的死亡是很抽象的,你不知道。亲戚,朋友,邻居,隔代,他们去世对你的压力不是那么直接,父母是隔在你和死亡之间的一道帘子,把你挡了一下,你最亲密的人会影响你的生死观。

买下一张永久车票,登上一列永无终点的火车。

一个幸福晚年的秘决不是别的,而是与孤寂签订一个体面的协定。

他没有察觉到时光在家里造成的细微而又令人心碎的破坏,这么长日子外出之后,对任何一个有着清晰记忆的人来说,这种破坏都会觉得是一种灾难。

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一切只不过是为了别把我们的房子涂成蓝色。

死亡跟他没有什么关系,而生命对他才有意义。

政府通过所能运用的一切宣传机器,千遍万遍地在全国反复重申。于是,一种官方说法终于站住了脚,这就是:没有人死亡,工人们已经满意地回到了家里。

《霍乱时期的爱情》

我对死亡感到唯一的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

“我去旅行,是因为我决定了要去,并不是因为对风景的兴趣。”

还等什么呢?时间都过去了,话是这么说,但不至于那么快。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记住,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切以往的春天都一去不复存在,就连那最坚韧而又狂乱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实!

费尔米纳,我等待这个机会,已经有51年9个月零4天了,在这段时间了,我一直爱着你,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直到现在,我第一次向你表达我的誓言,我永远爱你,忠贞不渝。

任何年龄段的女人都有她在那个年龄阶段所呈现出来的无法复刻的美。 她因年龄而减损的,又因性格而弥补回来,更因勤劳赢得了更多。

他还太年轻,尚不知道回忆总是会抹去坏的,夸大好的,也正是由于这种玄妙,我们才得以承担过去的重负。

心灵的爱情在腰部以上,肉体的爱情在腰部往下。

世俗的好处: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等于爱情。但它们终究不是爱情。 用一块没有泪水的海绵将有关他的记忆彻底抹掉,让他在她记忆中所占据的那块空间里长出一片罂粟花。

我们最常见的美德之一就是对自己的不幸逆来顺受。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的时候才吃饭,爱的时候不必撒谎。

她提醒他,弱者永远无法进入爱情的王国,因为那是一个严酷、吝啬的国度,女人只会对意志坚强的男人俯首称臣。因为只有这样的男人才能带给她们安全感,他们渴求这种安全感,以面对生活的挑战。

人不是从娘胎里出来就一成不变的,相反,生活会逼迫他一次又一次地脱胎换骨。

真正的爱情需要什么?需要两个人在一起是轻松快乐的,没有压力。

易得的幸福无法持久,这点体会更多地是源自教训而非经验。

生活规律得仿佛生了锈一般,既让人轻蔑,又让人害怕,但同时也是一种保护,让他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

爱情,首先是一种本能,“要么生下来就会,要么永远都不会”。

每段婚姻难免都会遇到一方出轨这样的难题,处理这种问题总是非常考验另一方的智慧和胆量。

当一个女人决定和一个男人睡觉时,就没有她跃不过去的围墙,没有她推不倒的堡垒,也没有她抛不下的道德顾虑,事实上没有能管得住她的上帝。谨慎做这样的决定。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的时候才吃饭,爱的时候不必撒谎,睡觉的时候也不用为了逃避可耻的爱情程式而装睡,自己终于成了整张床的主人,它的全部都归自己独享。

可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说清这种相互依赖究竟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还是习惯使然。他们从不曾为此问过自己,因为两个人都宁愿不知道答案。.。。她把他当作一个老小孩,而非一个难以伺候的老人。这种自欺欺人对两人来说或许都是一种上天的恩赐,因为这让他们避免了相互同情。 如果两人能及时明白,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灾难,日常的琐碎烦恼更加难以躲避,或许他们的生活完全会是另一副样子。

他不承认自己和妻子的矛盾源于家中压抑的气氛,而是认为那源于婚姻本身的性质:一项荒谬的,只能靠上帝的无限仁慈才得以存在的发明。两个几乎完全互不了解的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性格不同,文化不同,甚至性别不同,却突然间不得不承诺生活在一起,睡在同一张床上,分享彼此也许注定有所分歧的命运,这一切本身就是完全违背科学的。

随着星移斗换,两人从不同的途径得出了明智的结论,不可能换个方式共同生活下去,也不可能换个方式相爱:世界上没有比爱更艰难的事情了。

在两个人感情最好的时期,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问自己,究竟哪一种状态是爱情,是床上的颠鸾倒凤,还是星期日下午的平静。萨拉?诺列加用一个简单的结论让他平静下来,那就是:凡赤身裸体干的事都是爱。她说:"灵魂之爱在腰部以上,肉体之爱在腰部以下。"萨拉?诺列加觉得这个结论很好,可以用来写一首关于貌合神离的爱情的诗。

所谓的世俗生活,虽然在她了解之前曾让她有过许多疑虑,但其实那不过是一套沿自传统的规矩,庸俗的仪式,事先想好的言词,在此之下,人们彼此消遣,为的是不致互相杀戮。在这个轻浮的世俗天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她用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为它下了定义:“社交生活的关键在于学会控制恐惧,夫妻生活的关键在于学会控制厌恶。”

“世上的人分两种,会勾搭的和不会勾搭的。” 他不信任后面这种人:他们一旦越轨,便觉得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于是四处炫耀爱情,就好像那是他们刚刚发明出来的似的。而经常做这种事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他们感觉良好,也守口如瓶,因为知道谨言慎行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由于她的性格,她的信从不拐弯抹角和无病呻吟,而是以航海日记那种讨人喜欢的风格讲述她日常生活中的遭遇。实际上那是消遣性的信,她通过它们保持清火如炽,但自己却没有陷进去。而阿里萨却是在每一行字的情火中自焚。他急不可待地要把自己的狂热传导给她,他在山茶花的花瓣上细心地用别针尖刻上诗文送给她。

趁年轻,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尽力去尝遍所有痛苦,这种事可不是一辈子什么时候都会遇到的。

《枯枝败叶》

其实,一切早已安排妥当,命中注定那些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发生,最后把我们引领到了今天这个礼拜三。马孔多的礼拜三,正是埋葬魔鬼的好日子。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如果不能确知命运指派给我们怎样的角色和使命,我们就无法继续活下去。

许多年里,我们无法谈论其他事情。受线性习惯支配的日常行为,如今却突然围绕着同一件令人忧心的事情运转起来。拂晓前的鸡鸣敦促我们去梳理构成这一荒诞事件的一连串巧合。诚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渴望解开迷团,而是因为如果不能确知命运指派给我们怎样的角色和使命,我们就无法继续活下去。

宿命让我们隐遁无踪。 宿命让我们隐遁,也让我们无处可逃吧。 其实宿命也就罢了,宿命感才是最恐怖的。

她变得头脑清醒,自信笃定,不仅成了自己意志的主人,还重新变成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处女。除了自己,她不再承认任何权威,除了自己的痴念,她不再受任何他物驱遣。

她教给我们的比我们应该懂得的要多得多,最重要的是她让我们知道,生活中没有什么比一张空荡的床更让人悲伤。

 

《我不是来演讲的》

用他人的标准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拘束、越来越孤独。

到今天,大师及其作品既成为了我的守护神,也意味着获奖后压在我心头沉甸甸的责任。他们获奖,我认为是实至名归;而我获奖,是上天又在敲打我,提醒我:天意莫测,人如棋子,大多惨淡收场,要么不被理解,要么被人遗忘。

当代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曾有过这样的疑问:地球是否会成为其他星球的噩梦?也许,地球只是一座从造物主手中滑落、遗留在广袤宇宙的远郊、失去记忆的村落,它没那么伟大。

这令人震惊的现实在人类史上曾经只是个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寓言创造者有权相信:反转这个趋势,再乌托邦一次,还为时不晚。那将是一种全新的、颠覆性的生活方式:不会连如何死,都掌握在别人手里,爱真的存在,幸福真的可能,那些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也终于永远地享有了在大地上重生的机会。

现实并非纸上之物,它就在我们身边,每天左右无数生死,同时也滋养着永不枯竭、充满了美好与不幸的创作源泉,我这个四处漂泊、思乡心切的哥伦比亚人只是蒙幸运女神的眷顾。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之法使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所在。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诗意的表达随处可见,另一名年轻的法国记者赞叹不已。羊羔一个劲德悲鸣,吵得孩子谁不着觉,孩子说:“简直就是路灯。”

也是在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我的导师威廉·福克纳在这里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如果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三十二年前被他拒绝接受的巨大灾难,如今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从科学角度成为可能,我会愧对这个他曾经站过的位置。

它是一种团结文化,面对累累罪行不屈不挠,为了主权身份揭竿而起。它是一种抗议文化,庙宇中手工打造的天使长着印第安人的脸庞,积雪之歌中苦苦祈求的是死神无声的力量。它是一种日常文化,体现在厨艺、服饰、独具特色的迷信和私密的爱情仪式里。它是一种欢庆、离经叛道、神秘莫测的文化,能够挣脱现实的束缚,化解理智与想象、言语与表情之间的矛盾,证明任何观念迟早都会被生命超越。这种力量来源于我们的落后。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那这些天我们吃什么?”她一把揪住上校的汗衫领子,使劲摇晃着。 “你说,吃什么?” 上校活了七十五岁——用他一生中分分秒秒积累起来的七十五岁——才到了这个关头。他自觉心灵清透,坦坦荡荡,什么事也难不住他。他说: “吃屎。”

“生活是人们发明出来的再美妙不过的东西了。”

我不戴帽子,免得要在别人面前摘下来。

新鞋你要是不穿,永远不会合脚。

“只有一件东西是肯定要到的,上校,那就是死神。”

吃玫瑰花长大的猪,肉味一定香极了。

你要是想卖掉一件东西,就得把脸板得像去买东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