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建构一个有脉络的历史已经变得非常困难”


新浪读书:您在这本书的绪论中称,“我们现在书写的‘当代文学史’,或许是文学史的‘最后的记忆’”。这句话该如何理解?

陈晓明:这句话背后包含着我对这个时代的一种理解。在我们今天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终结了,我们完整的历史从某种单一的、一元论的历史,有统一的行动,有统一的目标,那样一种历史已经结束了。所以对文学史来说,我们要建构一个有脉络的历史已经变得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今天还能够延续过去我们对历史的记忆,以及我们记述历史的一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会变得更困难。我们从大的理论背景下来说,从1989柏林墙倒塌之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其实还是呼应了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当然有他相对复杂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不管今天历史有没有终结,感知历史我们确实变得非常困难。我们过去感知古代史,我们有《史记》,有《唐史》《宋史》等等,这就是我们理解的历史。但今天我们很难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我们有更多的被压抑的普通人的历史,它盘根错节,更加复杂也更加丰富。那么文学史也是一样,我们过去认为“鲁巴茅,郭老曹”就能代表历史,后来夏志清写出《中国当代小说史》,他认为张爱玲一点也不必鲁迅差。他所理解的文学就很不一样。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谈到了重写文学史,虽然所谓的重写文学史,是对我们过去一个时期在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规范底下写作的当代文学史表示的一种不满,所以当代文学史叫做“共和国文学史”,是在共和国、民族、国家的意义上确认的文学史,在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在今天我们对历史看法有许多的分歧,甚至我们认为历史根本就不存在,历史只是某种个人说的故事。过去,我们总会在人与人之间找到一种文明的共同体,或者往大里说我们是中华文明的共同体,现在这种共同感变得越来越困难。不同代的人对历史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此外,我们今天面对的还有一个媒体兴起的时代。媒体永远是一种追星运动,就像李洱说的那样,“坏事就是最好的新闻”,好事是没有新闻价值的。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是被新闻支配的话,我们今后要去找历史就要去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或者看报纸上的新闻,这是建构历史的最主要的一种依据。但事实上这样的历史也很不完整、很不真实,很难令人信服。所以媒体使历史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新奇的事物成为了媒体追逐的全部,那我们再要建构一种历史就变得非常困难。文学也是一样,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媒体塑造出来的作家比如说郭敬明、韩寒,他们就会变成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所以另外一种历史很容易就被淡忘了,因为用以记录它们的符号和工具变得越来越稀少,所以我们想要建构的主流文学史、经典文学史或传统文学史,我认为几乎是一种最后的记忆。

新浪读书:在中国历史上,古人有编史的传统,但似乎很少编纂文学史。而到了现当代,这种宏观的文学史才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加以研究。这是由于与西方接轨的缘故吗?还是有其它的原因?

陈晓明:中国是一个史传传统非常发达的国家,但是中国过去是文史不分的,像司马迁的《史记》,它记录的是一部历史,但它本身是一部叙述历史的文学作品。中国很早就有如《昭明文选》等,它可以看做是某种文学史,它选定了一些认为经典的文学作品,还有像《诗三百》、《古文观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文学史。当然过去的文学史很简略,像文学史的这种格局是来自西方的,西方的历史叙述是非常发达的,从古罗马希罗多德的历史开始,它对时间的一种记忆的方式非常鲜明。从西方文学批评这个学科产生开始,这是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时候,当时基佐、库赞等几个法国的大批评家出现,批评成为大学的一门课程。同时还有一批做古典文学的教授也在大学任教,这使文学史的构筑有了分工,一部分人做文学批评,另一部分做古典。所以西方的文学史是非常充分的。中国则是从现代以来才有,从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开始,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文学史,后来才有的所谓“新文学史”,但这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它是要把党的意志贯穿下去。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新浪读书:中国的现当代史是一段很奇特的历史,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等等思潮像罐头一样压缩在短短100年间。中国文学也不例外,我们似乎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经历文学思潮的渐进发展,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派、后现代派等等相继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因此除了在时间上的划分外,我们很难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脉络,因为它们很多是彼此掺杂的。您认为这是否加大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难度?

陈晓明:是的。中国现在很多人在讨论文学的时候,他们所使用的概念或做出的判断都似是而非,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情境中。百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历史,我们在100年就走过了西方很漫长的道路。对此,有一种理论解释比较容易被我们接受——就是美国的左派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沃伦斯坦的理论,他有一个理论叫“中心到边缘”,他认为现代性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当然他是以一种批判的角度来说的。像中国就属于一种边缘的地带,它是被卷进去的,是被迫卷到这个“中心”中来,被迅速地拖入了历史之中。本来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无所谓封建也无所谓资本主义。所以它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经历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变化,后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又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它刚刚进入资本主义,就卷进了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所以中国现阶段其实是一种“补课”。历史是纠缠在一起的。

文学上也是这样。早期来说,五四运动基本上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运动,为此我去年发表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叫《现实压倒浪漫》,我们为什么是现实主义压倒了浪漫主义?本来五四时期是浪漫主义兴盛的,梁实秋还曾写文章批判,觉得五四的浪漫主义有点过分了。茅盾也觉得浪漫主义太高蹈,太洋了,我们还搞不了,我们要搞自然主义。茅盾是倡导自然主义的。中国现代有两个大的文学社团,一个创造社,一个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艺术”,搞现实主义,创造社如郭沫若那些人搞浪漫派,最后是现实主义占据了上风。因为当时中国面临一些现实的、紧急的问题,作家都要关怀现实,这变成了中国作家一个显著的特点,他们记录社会,使文学具有一种神圣性和社会的号召力,具有召唤民众力量的方式。所以慢慢现实主义占了上风。用李泽厚的话来说,就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救亡压倒了启蒙。这样看就很清楚了,就是救亡的任务压倒了启蒙,启蒙是启迪人的心智,还去描写人性和微妙的感情,让人成为一个现代的人。但是救亡就很简单了,它要唤起人民去反抗,反抗三座大山和帝国主义侵略。它是非常具有现实性的,所以现实主义占了上风。到了1942年延安的讲话以后,更是一个为战争的文学,为工农兵的文学,因为工农兵是战争的主力,所以作家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定义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为劳动人民服务就要去反映现实。这是一种意识形态非常强的文学,它讲历史唯物主义,讲唯物论,讲究客观唯物主义。可客观的真实性本身是一个主观的论点,这样一个置于每一个个体之上的命令,是由谁裁定呢?是由政治的意识形态来裁定,是由政治权威来裁定,所以作家就要按意识形态设定的客观现实来表现。所以对于要建立政治的绝对统治来说,现实主义是必然要采取的艺术表意形式,强调这样的创作方法。

文革以后,国门打开。五、六十年代时我们受苏俄现实主义的影响,而八十年代西方的现代主义、现代派涌进来,现代派更强调个人的感受,对社会压制性力量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八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是后现代主义了,现代主义在西方五、六十年代就已经结束了。当时袁可嘉主编的那一套《现代派作品选》,其实里面有很多是后现代的作品。后现代的这种表达方式很契合当时中国青年作家想突破和创新的心态,后来我们把他们称之为先锋派。这些都统一存在于中国八十、九十年代这样一种现实当中,所以中国青年的文学是各种盘杂、交织在一起的,不同代的作家对文学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经验和经历的历史不一样。

而且我们想摆脱西方是不可能的,我们摆脱了西方,现在我们还剩下什么呢?就剩下苏俄的,一些人说要中国的如何如何,要现实主义如何如何,现实主义是什么?主要是苏俄的现实主义,也不是中国的现实主义。今天我们所受到的知识谱系、训练,都是在西方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使今天中国的文学变得很复杂,在讨论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都要非常的小心、仔细,同时要考虑到一种更复杂的语境。而对西方来说则没这个问题,他们不同年代的人对文学的理解是一样的,什么是好作品什么是不好的作品。

法国有一年投票选20世纪以来几大最优秀的作品,都会投波德莱尔《恶之花》那样的作品,但今天中国要投就非常困难,80后、90后悔投郭敬明、韩寒,50后、60后的人就很难投他们,他们投的是另一批人。中国每个人的经验、每代人的经验,都那么地不一样。西方的价值观是普世的,德国也好法国也好,他们的认知是一样的,他们都会认为卡夫卡是好的作家,波德莱尔的作品是必须读的,歌德是伟大的作家,他们达成这种看法没有问题。但在今天中国年轻人就会说,我为什么要读《红楼梦》?这本书究竟有多大意思?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读网络文学。对西方来说,经典意识是非常强的,不可能会读那些很肤浅的东西。所以他们称之为作家的人也是少数,不能随便称作家。但在中国这些都非常混乱。

“前卫不仅仅是对于道德的冒犯”


新浪读书:我们所处的时代便是当代,这是否会在某种意义上导致研究的局限?处在历史之中的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摸准时代的脉搏?

陈晓明:这是一个悖论。我们身处历史之中看历史有直接的感受。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这个作家我没见到他之前非常崇拜他,我见过他之后神秘感就消失了,原来作家也是一个凡人。我们跟很多作家都很熟,甚至是在他还没成名的时候,那么就没有神秘感,再去读他的作品,还能否保持那种神秘感?而在西方,作家们都有一种神秘感,有的作家都不轻易见人的,比如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就隐居起来了,躲起来了。在传统社会我们的交往中,公众化是很难的,可现在一上电视就公众化了,现代的人便有一种冲动:他要做一个真实的人存在,必须经过电视图像,或者在网上他的名字出现过,这样才真实,否则他便是“无名”,有一种“无名的焦虑”,他的名字、形象必须被符号化才会有一种真实的存在感。过去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海德格尔说“我在故我思”,那么今天应该说“我媒体故我在”。这样会导致作家神秘感消失,从做文学史、文学批评来说,可以感觉到这么近的关系,作家的神秘感消失后,该怎么办?现在有一些酷评家,骂起作家来跟骂孙子一样,而在过去作家被认为是一些有创造性的人,他能把句子写长,能写出书,这就足以让普通人去崇拜他,但现在觉得这都没什么了不起。好多批评家都觉得自己比作家高明。当然,我们有些作品确实是不好的,但有些批评家走入了极端,喜欢以自己的文学观念来要求所有的作品,会产生一些片面。坚持自己的观念和文学理念,这是个可贵的,但有些时候也需要反省:我的趣味和标准本身是不是有那么大的尺度,能够涵盖那么多的作品,能涵盖那么多的差异?

另一方面,也是如何使你的批评和心理、精神能够敞开。从我作为文学批评来说,我阅读文学作品,读到好的作品时我会觉得它的意义在于每一次对我的理论和批评的方式带来很大的冲击,会让我的批评获得新的生命力,是文本赋予我生命力。

回到问题。在我们当代的历史中确实有这么一种悖论,一方面我们可以很直接地感受到历史,同时历史的神秘感会消失,能够记录下真实的历史,而不是过去想象的历史。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靠得太近,我们会看不到历史在经历了更长时间的打磨后,它的更加坚韧的、更加有意义的东西是什么。但今天我们或许把这个问题又再一次地倒回去了:当今的时间已经碎片化了,时间本身没有延续性,它只能存在于当时性中,今天很多东西过一段就被忘记了,不要说各领风骚三五年,现在领三五个月就不错了。所以说再大的事情也会很快过去。像前年莫言获诺贝尔奖,仿佛已经过去很远很远了,像马尔克斯说的,“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故事了”。所以只有记录下当代、当时,还能留下一些新鲜的感觉,过后的历史可能会包含更大的谬误。当时也会有谬误,但过后的谬误会更大。比如一些青年学者写的东西,他们有很可贵、很犀利、很敏锐的地方,但我发现他们对历史的一些归纳,在我们看来是根本不重要的东西,他会把它放得非常大,会把它看成历史的非常重要的部分。比如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年轻的学生,对朱文、韩东的“断裂问卷调查”作为文学史的重大的事件来看待。我就会想,朱文、韩东确实很敏锐,能够做出那次调查,这是很有意义的行为,但是远没有那么重要,变成那个时期的文学标志性的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不去看那个时候有哪些重要的作品,确认或超越了哪些价值。“断裂”的文学意义早就被我们的创作本身所超越了,那个时期走出来的并不是朱文和韩东,他们很快就终结了,他们后来没有什么有冲击性和挑战性的作品,恰恰走出去的是他们的概念中所谓没落、保守、腐朽的,包括贾平凹、莫言、苏童、余华、格非这一批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从文学的困境中超越过去,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狭隘的写作,我们要看到这些。

还有一些文学史上的口号,其实在那些口号提出来之前,有很多具体的研究和探讨早就超越了那些,但是他们不会去看的,但那些东西才是扎扎实实的,花费了多少人的心血的结晶。所以我们需要对历史做总结和归纳,需要给出一种更加丰富和复杂的感知,这种感知确实需要当事人,需要亲历性,需要更直接的经验。

新浪读书:目前,其实有许多写作者已经远远地走到了前面,他们的作品新奇前卫,具有强烈的实验性。当然他们的大多数处于“地下”状态。而与此相对应的,读者的审美趣味却似乎严重滞后,对大部分读者而言或许“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已是极限。您如何看待写作者与读者“割裂”的这种情况?这会对您的文学史研究产生困扰吗?

陈晓明:确实如此。今天中国文学的情境确实成问题。你比方说在美国,五、六十年代的那批作家也是非常激进的,像巴勒斯、品钦、苏珊桑塔格这些,包括意大利的卡尔维诺,他们在经历过60年代实验的那个阶段之后,他们相对来说有一种回归,放低了一点姿态,但是对于美国的读者也好,西方的读者也好,对他们作品的评价不会说因为是实验小说而去如何,他们不会使用这种说法。是一些作家和批评家标榜自己,而普通读者会觉得这个作品很有意思,很稀奇,他们的读者本身有一种比较高的素质或对文学的期待,但是你会发现中国的读者确实分成非常多的层次,比如有人说“残雪老去了”,“残雪陈旧了”,残雪在八、九十年代一直被看作是最激进的作家,她几乎是以梦境为中心。而现在的作家所说的先锋派是什么呢?我有点怀疑他们所说的先锋,卫慧、棉棉是先锋前卫吗?他们所理解的前卫是对社会的反抗态度,只是一种对道德的冒犯,我觉得这对前卫的理解非常简单,所以我们看重的前卫比如说残雪,马原,早年的余华、格非、孙甘露,为什么说他们前卫?在汉语言的意义上,他们要进入的是我们的精神,是一种没有抵达的地方,而要抵达那个地方我们要付出极其艰巨的努力,我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前卫不是说翻开小说来第一页就可以跟女人睡觉,多搞几个女朋友,多乱来几下,他们把这个理解为先锋,对道德的冒犯。包括卫慧,在高楼上和外国人发生关系,去同性恋酒吧,吸毒,他们认为这些是前卫,我认为这是肤浅的浅薄的,谈不上先锋。先锋是要看我们的作家如何在语言艺术的层面上挑战了什么难度,你抵达到什么深度,你越过了什么边界,这是我的判断。所以不单是在道德的层面上的冒犯,我觉得这个没有多大意义。

当然我们说冯唐很前卫,我认为在某一个意义上他确实前卫,他也是通过“性”的关照来看待人类生活的极限,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前卫毫无疑问是成立的,但这只是前卫和先锋很小的部分,不是全部。我觉得在文学意义上的前卫,是通过形式表达了内容,而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否则我们去写哲学论文也可以表达那种观念。马尔克斯说过,“作家、艺术家对革命的介入和回忆,就是去写出好的作品”。马尔克斯这么说可能会显得保守,犬儒,但一个作家就是要写出好的作品,这是作家要完成的革命。

我们会看到革命、前卫、先锋都会有不同的时期,有它特殊的含义,我们都不能超出它特定的历史条件,比如法国“新小说”今天看起来也没人那么写了,所有的前卫都在它的历史背景中做出挑战和发难。“新小说”的阶段法国处在一个思想进入某种困境,面对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压抑的状态,所以“新小说”写得非常压抑,思绪显得非常缓慢,他们在不断寻找语言的边界,“新小说”受当时符号学、哲学的影响非常大,而随着这种情境的解体,法国新小说也结束了。

“韩寒是可贵的,社会是可悲的”


新浪读书:您曾说现在大学课堂里的文学史都是“干巴巴”的,我对此深有体会。那么您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是由于现在的学者们还无法深入理解同代人的作品?或者他们并不愿意去了解?

陈晓明:这个现象很复杂。我作为一个学者,泛泛而言可以,但自己分析就会很尴尬,或者很危险。这涉及到我们做这个学科,需要用什么方式去处理它。首先,我们的文学史就存在某种问题,它把许多条条框框的东西作为我们学科的一个基础,这个非常要命。如果说某个人对文学史想要有自己的心得和突破,一方面你需要努力、勤奋和积累,另一方面则需要勇气,你得愿意去做这些冒险和尝试,还有探索,你将付出更艰巨的劳动。还有,也需要一些天分。并不是说所有人都那么有才气,很多人把文学作为一种糊口的营生,并不是发自内心地热爱,去拥抱文学,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不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因为方法论是可以通过个人去破解它的,你不能破解那还是主体的问题。

新浪读书:现今似乎有这么一种情况:当代作家的影响力远不如五四等时期的作家,您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否意味着当代作家的作品被低估了?

陈晓明:是这样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几个,一个是五四时期的作家和新文学的诞生是绑在一起的,文学就变得极其重要,那时的文化中文学就是最高的了,所以那会儿作家的影响力会很大。第二是那时作家数量很少,比如林徽因在那时很了不得,会写诗、作画、懂文学,长得也漂亮,但今天这样的女孩子太多了,成千上万。陆小曼只是粗通文墨就把徐志摩搞得神魂颠倒。我们说那时就是“鲁郭茅,巴老曹”外加几个诗人,而现在得有多少啊。物以稀为贵,文学也是这样。第三是文学教育的问题,五四那批作家作为现代的经典已经固定下来了,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不断地教育,其中有许多进入了课本,比如说朱自清的背影,我曾看过作家潘军女儿写父亲的文章,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一点也不亚于《背影》,我当时看得流泪。现在这么多的学者,不一定比那时差。对历史我们要有一种正确地态度,一般人很难去怀疑这点,他们是借助了历史赋予的光环。

新浪读书:在这本书中,专门有一小节论述80后写作。而您也曾经力挺韩寒、郭敬明等80后作家。可是不能否认的是,他们的写作虽然商业上获得了成功,但文学性与前辈作家不可同日而语,并且这种“青春文学写作”甚至蒙蔽了真正准求文学性的80后作家。您对郭敬明、韩寒现在仍持肯定态度吗?您是否关注过致力于纯文学写作的80后作家?

陈晓明:韩寒、郭敬明有众多的文学追随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应该肯定的。因为他们毕竟使文学在一个萧条的,使年轻人放弃、逃离的境遇里,他们竖起了两面旗帜,这点无论如何应该肯定。我们要看到他们是一种类型化的青春写作,有一种强烈的青春气息。同时把他们这代人新鲜的经验和感知世界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这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他们太封闭在自己青春类型化写作的界限里,因此他们的写作便自我重复,他们没有去超越自己。本来他们两个都是有很强的创造力的,但是已经过去十年了,他们的作品没有多少变化。我是最早写郭敬明评论的人之一,他的《左手倒影,右手年华》,我在《文汇报》给写了书评,我是发自内心的,我非常感动,他的文字把他们少年人的孤独感体现了出来,而且他们的那种友情和交往方式非常触动我。我记得他写一次去看他的同学,那个同学的父母都出国了,只剩他一个人在家,开门的时候他头上戴着mp3耳机听音乐,屋子空荡荡的,墙上挂着画等等细节,印象很深。包括韩寒的作品,十七八岁能写出来是很可贵的,但他十几年之后还写那样的东西,我觉得就不值得赞赏了。比如《1988》那部小说我就非常失望,我觉得太单调,而且太概念化,设计出那样的故事,像美国三流电影的套路。

他们的心已不在文学上,像郭敬明,他的心在操作文学上,韩寒则成为了文学的票友,他喜欢的东西是别的。韩寒本能是可贵的,对社会发言。但反过来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知识分子是可悲的,因为韩寒被塑造成了所谓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以我觉得韩寒是可贵的,社会是可悲的。

现在大部分的80后作家还是在塞林格、约翰韦恩的这种情绪下写作,我觉得这是很狭窄的一条路。同时这条路是很单调的。这条路上走的作家没有走出一个大作家,他们都是靠青春的情绪在支撑。就像路内的《少年巴比伦》很有才华,但后面的几部作品就出现了类型化。他们普遍缺乏哲学根基,对文学形而上的理解,缺乏对信仰的东西。他的《追随她的旅程》里面也想表达某种信仰的东西,但那一看就是做出来的,而不是扎根在生命中。我这么说他们可能有些不公平,因为我们的文明共同体就是没有信仰,他们怎么去制造信仰呢?这是今天中国所有作家的难题。西方的文学离不开三个要素。第一是科学精神,西方作家有很强的科学精神,比如对时间和空间的处理,卡佛那样的极简主义作家也不能破除,更不要说那些知识分子意味更浓的作家。第二是形而上的思考,不能仅仅停留在趣味上。比如冯唐对“性”的描写,如果仅仅停留在趣味上是很可惜的,我觉得他是能成为大作家的。再就是关于宗教的问题,西方作家是在宗教的层面上去解构宗教,而不是用世俗的方式,世俗是无力反宗教的,因为宗教无关乎世俗。比如巴塔耶是在神学的意义上反宗教的。

“网络文学写三、五百万字肯定是垃圾”


新浪读书:在与80后同一节中,您也论述了网络文学的现状。您认为网络文学是否可以写进文学史?而我也发现,您在书中列举的网络文学作品其实已经很“古老”了,网络文学更新换代很快,您今后将如何处理这一部分?

陈晓明:我后来没有去改它,一方面是我对网络文学的了解有限,另一方面,网络文学是类型化的,后面《鬼吹灯》再出20部,可能还是这个类型。它在艺术上可总结的东西不多,它不是个性化,而是普遍化、同质化的东西,情节为中心。网络文学最大的特点无非是重新召唤起了神话的幽灵,将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神话的思维结合起来。这个特点目前为止还没有孕育出大的作品。其实这个思想是很可贵的,如果能三位一体——神话思维、金庸武侠、传统文学中有意味的东西,三者结合起来我觉得网络文学能够创造出好的作品。创造好的文学作品的前提是,它只能比传统文学写得少,不能写得比传统文学多,不管怎么写,写个二三百万字肯定是垃圾。把它当成一种赚钱、糊口的手艺,就不要去谈文学。网络作家一定是谈他赚了多少钱,产量多少,他又要谈有什么文学品质,这根本是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的。如果要谈品质,就要和传统文学结合起来重新构建。追求数量就不要谈质量了。它变成一种符号生产,娱乐、游戏产品。

新浪读书:在网上,我看到有的读者认为这是一部“有情绪的个人化文学史”,对此您怎么看?

陈晓明:这样评价我还是很高兴的。我确实是带着某种情绪的,对文学史走过的路我是带着感情的,可以看到很多地方的书写我都会有一种情绪表达在里面。可能很多人会说写文学史需要冷静和客观,这当然是一个方面。但写到某种情境,比如写到胡风、丁玲、路翎等人的时候,我们的文学史是浸含着血与泪的,你不可能不为之动容。文革后,写到那些诗人,包括北岛、杨炼、多多、芒克,我都有一种情绪。小说方面,我也会对某一些有反叛性的作家,比如先锋派的作家们,我很欣赏他们,从残雪、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我都带着情绪去欣赏他们,有感动。

当然,可能有一些读者不喜欢,也会有一些读者会有共鸣。这就是我们文学史的特点,它包含着一种复杂的情感。

新浪读书:这类学术类的著作面向的读者一般是学者和汉语专业的学生,而您这本书无论是语言还是内容上,可读性都要强很多。您在写作时是否有意想要吸引非专业的普通读者?

陈晓明:也不是说有意。以前我写理论性很强的那些书,我也会带着一种气韵。我个人认为,对文学进行一种书写的时候,需要有一种文学性在里面。耶鲁有一个教授哈特曼,“耶鲁四君子之一”,他也强调文学批评本身应该是文学的创造。这点我受西学的影响大一些。去年我们还传过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写的论文,结尾的部分他不断的抒情,以诗的形式来表达对历史的感受。西方很多学者都写得非常有文学性,也很注重细节。比如国外一些后历史主义学家写的一些文献,他们认为历史的描述不在真实,而在美。因为真实的东西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角度,当然这个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新浪读书:现在一些影视文学都被改编成电影,您对此有研究吗?

陈晓明:我没有什么研究。这是一个现象。一般文学改编成影视是可以的,但反过来影视改编成文学是不行的,这是不可逆的。许多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这就有很大的问题。出发点、思维方式就不对了。文学的思维应该是原发性的、自由的。在文学的叙述当中,它的结构是受到人物本身性格、叙述本身的影响,而电影、电视剧是受结构影响,完全是被设计的。

新浪读书:您觉得微博对文学的影响大吗?

陈晓明:对文学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理解的文学是一种传统的范本。移动阅读越来越强大,反而没有整体感了,都是碎片化阅读。微小说、片段会大量产生,作家可能很难耐着性子写长篇大论。那些网络小说虽然字数很多,但是以连载的形式,其实也是碎片化的,读者也是以片段的形式去读。传统的长篇文学会越来越少,但短篇小说可能会复活。

《名人堂》为新浪读书出品的系列访谈栏目。

文学历史的书写虽然是一种“叙事”或“结构”,是一种“整体性的历史”或“结构性的历史”,但陈晓明别有心声力图维新。他提供的“以论带史”的文学史写作方法,从一个方面强化了当代文学历史叙述的理论性,也因理论表达的透彻,这部文学史更加明快和清晰。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是近年来这一领域有突破性的重要成果。

——孟繁华

批评家的敏锐,史家的视野,鞭辟入里的文本分析,强大的理论能力,所有这些,都融汇于文学的丰盈。这部著作拥有勃兰兑斯的雄心和对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的精湛理解与阐释。如果说这部著作尚未达到《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高度,那也许是因为这个时代与19世纪相比过于单调和急迫的缘故吧?

——陈福民

陈晓明教授的文学史著作创意颇多,在我读到的同类著作中,他对90年代文学作品的分析,恐怕是最为精彩和令人难忘的。

——程光炜

我尤其欣赏他的文本意识,他以独具慧眼的文本解读来叩问历史,并从文本背后发现政治、文化、思想的互动关系。

——贺绍俊

以现代性作为精神引领和价值标尺,重新观照并规划了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与知识谱系。《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是真正有学术思想统领的、有个人史识的文学史。

——张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