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智天皇的日本：白村江之战后的律令国家与东亚》 [日]中村修也 著　吴明浩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10月

　　发生在唐代的白村江之战（又称白江口之战）影响巨大，唐朝、新罗联军大胜日本、百济联军，与普通战争不同，战胜者唐朝对战败者日本似无进一步行动，倒是日本，修建了一系列山城和水城，长期以来，它们被视为抵挡唐军入侵的工事。

　　本书作者却发现：首先，这些山城的修建者是新罗人；其次，很容易被绕过去；其三，城池规模太小，实战价值不大。那么，为什么还要修这些城呢？带着这一疑问，作者发现，战后唐代几次派郭务悰出使日本，最后一次，他竟带来两千护卫。基于以上史实，中村修也做出大胆推论：那些山城、水城不是为了防御唐军的，而是唐军的烽火站，白村江惨败后，日本被迫接受唐朝的羁縻政策，郭务悰作为驻日总督，强令日本推出全新的、模仿唐朝的法律体系。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比朝鲜更早走向律令制国家，为什么更彻底地学习唐朝。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化改新只是传说，遣唐使从唐朝学到的东西亦有限，反而是被中国史忽略的郭务悰的作用更大，在相当时期，他与后来的麦克阿瑟角色略同。

　　然而，唐军扫平百济、高句丽后，昔日盟友新罗突然反水，唐朝无力再羁縻日本，郭务悰被迫离开。随着相关历史记录被涂改，这段往事被尘埋。本书虽有证据不足的缺陷，但完美地展现了历史学家的想象力，令人叹服。

　　2、《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英]贝塔尼·休斯 著　黄煜文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9年10月

　　这是一部生动的城市史，全景式地展现了从拜占庭，到君士坦丁堡，再到伊斯坦布尔的变迁历程。

　　伊斯坦布尔横跨欧亚大陆，不同文明在此交汇，被视为世界的中心，这赋予它多元性格。然而，人们只愿接受它的繁荣，不愿接受它的复杂。一代代统治者一旦遭遇压力，便试图拿出一套简单的解决方案。于是，名城被迫不断改变风格，从屠杀基督徒之城，到信仰之城，继而又变成屠杀异教徒之城……以信仰为名义，不同民族在此交战，可吊诡的是，它的首次陷落竟来自宣称要拯救它的、东征的十字军。

　　时光如流水，多少豪杰匆匆而过，考古学家在伊斯坦布尔不断有新的发现，虽然不断被塑造，可伊斯坦布尔的性格依然如故。不同城市的人们来到这里，正是为了看它的多元与丰富，体会它的宽容与豁达。

　　3、《蒙古与唐古特地区》[俄]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 著　王嘎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9年8月

　　普尔热瓦尔斯基是白俄的一名贵族后裔，曾在波兰教授地理，青年时便立志前往西藏探险。从1870年起，他四次进入中国西部，虽然未能到达拉萨，但留下了丰富的记录。这些记录激励了后来的斯文·赫定、斯坦因。

　　本书是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一次进入中国西部的记录，详细记载了他长达3年的探险经过，其中唐古特泛指青藏地区及当地居民。一路上，普尔热瓦尔斯基全面采集了动植物标本，发现了珍稀的蒙古野马，后人将其命名为普氏野马，但随着DNA研究的发展，现已证明普氏野马是家马的野化版，并非家马的祖先。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具有明显的军事目的，但也为科学发展做出了贡献。契诃夫曾称赞他：“一个普尔热瓦尔斯基或者一个斯坦利就抵得上几十个学术机构和几百本好书。”本书作为人类探险史上的名著，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4、《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美]张勉治 著　董建中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年10月

　　在传统儒家的价值观中，最高统治者不应随意巡游，以减少民间负担。清朝却是一个例外，康熙、乾隆屡下江南，如果算上多次前往承德的东巡、前往五台山的西巡、前往盛京（今沈阳）的北巡，康乾二帝平均每年要花1/3的时间来巡游，为何未引起巨大动荡？

　　一方面，康乾较好地给巡游赋予了合法性，将北巡视为重孝，将东巡视为羁縻草原部落的国策，将南巡视为娱亲……面对臣子劝谏的奏折，康乾采取了高压态度，因而无人敢置喙。

　　另一方面，草原民族有迁移治理的传统，通过巡游，使基层统治者、平民感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存在，这是对冲基层腐败的治理策略。康乾所到之处，必伴以减赋、听讼，虽旅途疲劳，康乾却坚持让平民看到自己，使巡游成为一场政治表演，将“皇恩浩荡”具体化。

　　然而，江南人民对南巡却有自己的理解，如贪图江南美色、寻找朱三太子、骄奢淫逸、稳定江南等，人们依然从传统政治的角度予以解读，甚至将其戏剧化。康乾对这些传说进行了精心筛选，最终在“亲民”这一双方都能接受的解释逻辑上达成共识。

　　5、《近代朝鲜与日本》[韩]赵景达 著　李濯凡 译　新星出版社　2019年9月

　　1840年，清政府败在英法联军的船坚炮利之下，1853年，黑船来航迫使日本开国，两事对朝鲜王朝带来巨大震动，揆诸形势，当时的朝鲜王朝意识到：开放国门已难避免，关键在于如何开放。

　　当时的朝鲜王朝保有传统的意识形态，即儒家人本主义。儒家人本主义主张善治，但拒绝普通民众参与治理，而是虚拟出一套家长式的、普惠的管理模式。这套意识形态与当时朝鲜王朝的社会实际状况高度契合，与古代中国推崇科举制不同，古代朝鲜王朝阶层化更明显，缺乏从下到上的管道，人们各安其位，推崇不尚争的君子之风。一旦动摇这一统治基础，可能引发动荡。这让朝鲜王朝的近代化历程变得异常艰难，每进一步，必然会有社会群体受损，他们立刻拿起儒家人本主义的武器来对抗。

　　在持续的对立与民变中，朝鲜王朝一次次错过转型机会，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干预下，一度丧失主权。事实证明，只作基础层面上的微调，积小变为大变，很难应对现代性的挑战。人的现代化是走向现代化的前提，儒家人本主义固然温馨，但过分沉浸其中，弊大于利。

　　6、《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美] L·S·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吴象婴、梁赤民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10月

　　本书是全球史的经典之作，被多所大学选作教材，已出到第7版。与其他通史不同，本书是从当代问题意识出发，梳理其前因，从而为读者更好地理解当下，提供了历史思考的可能。作者认为，社会变革落后于技术变革，是人类许多灾难的根源。从历史看，火、铁、火药、机器的发明都给人类带来了杀戮，使我们被动融入到群体中，逐渐丧失自我。那么，在互联网时代，曾经的苦难会不会卷土重来呢？

　　“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自身知识的不断增长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作者将这些矛盾一一罗列，从而产生以古鉴今的效果。随着历史知识的迅速增长，通史写作日渐艰难，碎片化阅读已成常态，历史正蜕变为纯粹的知识兴趣，本书则恢复了历史的“通”感， 让我们坚信：在逝去的时光中，必然有一种智慧，它将照亮我们的未来。

　　7、《后真相时代》[英] 麦克唐纳 著　刘清山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年7月

　　这是一本杂糅的书，作者从行为经济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角度，展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生存的现实——人们越来越相信后真相，而非真相。

　　所谓后真相，就是自己建构出来的真相。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与人真实的交往越来越少，导致直接经验弱化，间接经验发达。随着信息发布的去中心化，在今天，任何人都具备了平等的剪切事实、发布信息的能力，这就使“后真相”泛滥，一旦失去警惕性，就很可能被它掌握。

　　从英国脱欧，到脸书干政，后真相的操控能力日渐增强，居然能创造出集体反智的局面，这意味着，提高辨别后真相能力，已成现代人的当务之急。本书的优点在于对后真相进行了科学分类，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

　　8、《西迁东还：抗战后方人物的命运与沉浮》龚静染 著　天地出版社　2019年9月

　　本书由15篇文章构成，记录了马一浮、熊十力、叶圣陶、凌叔华、竺可桢等大师在抗战期间流寓四川的生活，在经济压力、生活困顿、事业停滞等影响下，他们不改学者本色，坚守着个人良知与文化责任。比如1946年，蒋介石曾两次要送百万法币资助熊十力去办研究所，熊十力却以身体不好等借口婉拒，但真实原因却是“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书中引用了大量文献，对后人深入了解前辈颇有帮助。

　　9、《文化的江山》刘刚、李冬君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10月

　　本书是刘刚、李冬君的成名作，原本是两卷本，此番经过增补，成为四卷本，从而更全面地覆盖中国历史。

　　作者认为，应跳出以往根据朝代编纂通史的旧框架，而是从文明演进的方向予以重新解读。毕竟，朝代只是政治变迁，政治变迁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对于后人来说，当我们提起中国时，往往意味着对李杜诗篇的激赏、对长城的惊叹、对温文尔雅的向往。孔子曾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从历史上看，华夷之辩并不以血胤为基础，更多强调的是对文化的坚守。换言之，物理上的江山犹如云烟，真正相延至今的是文化江山，爱国必须从爱祖国的文化江山开始。

　　10、《纳粹猎人》[美]安德鲁·纳戈尔斯基 著　陈鑫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9月

　　二战之后，世界很快又落入冷战的氛围中，导致无法彻底清算纳粹。对于局外人来说，可以用宽容、宽恕来掩盖真相，可对于受害者来说，以血偿血才是最可靠的正义。于是，出现了这么一群人，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追捕纳粹战犯，为此展现出惊人的勇气和决心。本书试图呈现出他们的群像，其实他们彼此很少配合，甚至矛盾重重。他们不得不采用黑暗的手段复仇，彼此间少有配合，甚至矛盾重重。毕竟，没有一个受害者能代言其他受害者，他们是看不见的纽伦堡审判。

　　公众不断质疑：将一名80多岁的老人送上法庭还有意义吗，他现在对社会又有什么危害呢？然而，纳粹猎人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作恶就意味着永远被追究，只有永志不忘，才能避免人性恶再次漫出堤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