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撬动的中国》:古老中国寻求新的平衡

2017年05月16日15:59   齐鲁晚报   微博
《洋人撬动的中国》  吴煮冰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洋人撬动的中国》  吴煮冰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洋人撬动的中国》这部书洋洋廿万言,从鸦片战争写到辛亥革命,中间有无数有趣的细节,围绕着书名提出问题:洋人如何撬动东方的老大帝国。洋人撬动中国的过程,与中国认识西方的进程,其实是同步的。从最初的坚船利炮,到洋务运动的工业革新,到人才输入与派出,再到各项制度乃至国体的变革……老大帝国不情不愿、半推半就地变成了“世界”的一员。洋人撬动中国,撬动的就是古老中国自己的规则。而中国近代史,可以被看作一段被撬动、摇晃又尽力保持平衡或寻求新的平衡的历史。

  撬动中国,首先要撬动的是中国政府,而政府中有改革派,也有保守派。前者如郭嵩焘、李鸿章,可以说是“洋人撬动中国”的支点与抓手,后者如奕譞、倭仁,则是阻力与障碍。

  撬动中国的洋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洋人国家利益的政府与商人,一类是受雇于中国政府的洋人(其实还有一类——传教士,不过书中主要关注政商领域,文化教育方面涉及不多)。这两类洋人,在撬动中国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近代洋人与中国政府的屡次交涉中,基本规律是:如果由通晓夷情或愿意通晓的人来主持,谈判就不至于吃大亏,因为中国的市场庞大,西洋列国皆欲得之而甘心,以利诱之,以利乱之,中国可以取得主动权。然而一旦中国政府以保住面子为最要,而西洋列国又联合起来,离中国政府丧权辱国的结果就不远了。

  近代中国“被撬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平衡政治效率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有许多时候,按洋人的法子办,中国吃的亏反而小。但是按洋人的法子,中国政府的尊严何在?书中没有写到的1912年,就有这么一件事: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想向四国外交团借款,用于遣散内战军队。四国外交团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要求每月开出预算,经外国顾问官核准,方可开支;第二,中国政府不是说借款主要用于遣散军队吗?那不管在南京还是在武昌遣散军队,一定要有外国武官在场监督,“每一兵缴械之后,即发支票一纸,自往银行收款”。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监督条款”。

  其实当时就有人指出,如果是经济团体之间的纯经济行为,这些条件不一定无理。它建立在四国外交团对于中国政府财政监管能力的极度不信任之上。但是中国政府无法接受这样的条款,因为关系到国家财政主权,那么,去找不附加这些条款的国家借钱,但联合起来的外交团又不允许。事实上,没有监管的中国近代政府,借款用于贪污挥霍的事例不在少数。

  要维护主权,又要改良技术与制度,“雇用洋员”就变成“师夷长技”的必由之路。近代中国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华任职洋人的本国利益与其职业操守之间的矛盾。任用洋人经管中国海关、税务,本是不得已之举,这帮洋人办事又确实更有效率。怎么看待这一点,也是很挠头的事。中国有句古话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华任职的洋人里,有李泰国这样的飞扬跋扈者,也有赫德这样的兢兢业业者。而像薛福成,名列“曾门四子”,也是有名的洋务派,其对赫德始终饱含戒心。赫德在任总税务司的数十年中,为中国出谋划策不可谓不尽力,但也同样有他的私心。这并不是一个过时的问题,相反,到现在这仍是一个不断在现实中浮现的困境。

  近代,洋人的确撬动了中国。那些撬动中国的洋人,无论存有善心还是恶意,也确实给了中国的变革一个原始推力,但真正要改变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我们老家有句话叫“船上人不使力,岸上人累断腰”。

  有来有去,当洋人不再把持中国的经济命脉,不再是中国改革的设计师与推动者,中国要思考的问题,或许是:洋人撬动了中国,那么中国何时撬动世界?

  我一直说,我心目中的中国近代史是从1872年开始的,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申报》的创办。《申报》虽然是洋人创立,但它的出现,让信息的传播远非从前可比,标志着公众知情权质的变化。另一件是留美幼童开始派出,开启了中国绵延百余年的留学大潮。留学潮的意义无论如何估量都不过分,但正如洋人到中国任职,也会习得中国官场的各种弊端,留学归国,并不能保证出污泥而不染。

  与更晚起步的日本相比,中国架子大,包袱重,难以摆脱天朝上国的心态,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样一条定律:先行者制定规则,后来者只有比先行者更好地运用规则,才有可能打破规则。所以一百年来,一百年后,中国的首要任务还是改变自己,让自己融入规则,善用规则,才能指望有朝一日确立自己的规则。(杨早)

(责编: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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