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川田纪事》:一个乡村的转型与迷茫

2017年02月13日15:56   现代快报
《满川田纪事》  汪冬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满川田纪事》  汪冬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对于从小生活在农村世界里的笔者,总是对农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有着20多年媒体工作经历的汪冬莲,始终高度关注农村发展问题。本书中,她以老家安徽黄山歙县下辖的一个1000多人口的山村满川田为典型,通过37篇饱含泥土气息的生活随笔,试图做一个内陆乡村40年社会变迁的全景描述。

  乡村文化,是所有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最无法忘却的乡愁。穿越历史幽深的时光隧道,满川田的嬉鱼节活动虽然依旧活跃在乡村,但相较于历史上人们精神层面对活动仪式感的丝毫不敢怠慢,对活动自娱自乐的看重,今天的嬉鱼节明显带有更多招揽游客的功利色彩。对于饱尝黄山毛尖行销大江南北甜头的村民而言,抛弃传统乡村道德范式,敞开怀抱迎接市场经济再正常不过。只是这样一来,乡村变成了城市的附庸,或者说沦为城市的缩微版。

  汪冬莲就此指出,“整个社会在这40年中发生的嬗变,超过以往5000年”。钱穆曾经指出,“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安放在乡村,并不安放在都市”。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活水源头正是农村。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逐渐完善,特别是当中国经济汇入到世界经济大江大海后,各种“化学反应”结果必然波及方方面面,包托像满川田这样原本僻静的山村。

  满川田虽然有自己的特色,但作为本质上的农村,满川田并不能超越农村群体的普遍特征,那就是农村人口的快速流出。虽然满川田依然可以安身立命,但对于渴望走向外面世界的新一代年轻人,城市才是他们奋斗的归宿。另一方面,满川田残存的质朴本色,又吸引了外地人特别是许多城里人的欣赏目光。当然,这种欣赏只是居于表象,不太可能促使这些人转化为农村人,既而以同样身份真正融入满川田的世界,这本身象征着一种天然的差别。

  近年来,乡村调查著作颇多,其中不乏精品。比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申赋渔的《匠人》等,这其中也包括去年上半年一经推出便引起较大反响的《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阎海军著)。这本书同样是对乡村的解剖,其聚焦对象是西部一个贫穷的乡村。阎海军也提到了农村人口特别是“精英”的快速出走,农村工匠的大量流失,光棍司空见惯,乡村出现了空心化,乡村治安恶化……在所有阵痛中,农村传统养老模式因为大量青壮劳动力的出走而格外严峻。

  因为地理等原因,崖边更像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极端,相对经济条件要好的满川田面临的转型阵痛不似那般鲜明激烈。不过,这种阵痛的弱化,并非全然因为满川田自身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那些走出乡村进入城市者的反哺。这从另一方面折射出农村对城市的高度依赖,农村自生能力的日渐羸弱。

  1990年代中期,温铁军等人指出,中国历来没有纯粹的“农业”问题,而是包括农民权益问题、农村治理问题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内的“三农”问题。也是自那时起,“三农”问题成为农村研究的范式思维。像许多自发开展乡村调查者一样,汪冬莲也试图通过自己的铁脚板,得出破解乡村阵痛的密码。每一种尝试都值得认真对待,但对于一个历经数千年农业社会的国家而言,转变根深蒂固的农村观念,这不单属于农民自身需要直面的问题,更是全社会均应思考的命题。(禾刀)

(责编: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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