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到1994年8月，我应国内朋友之邀回国创业，想发挥我的音乐特长，搞一个音像公司。一年下来，出了一盒磁带，是我在海外创作的关于留学生活的歌曲，叫《洋插队情歌》。当时以为一个大陆的罗大佑胜利诞生了，不幸的是，街头连正版也没有见过--因为没人订货，唱片一出厂，就直接进了废品回收站。

　　耿茉莉看上去非常不自信。不自信怎么有魅力？没有魅力怎么会爱自己？自己都不爱的人别人怎么会爱她？二十四岁的女儿，有许多问题。学业不完整、家业无指望、老父老母安度晚年的物业显得很遥远。这些问题导致耿茉莉的爸爸来找我，要我为她女儿的前途做点策划。

　　写下这个标题，我自己都感到胃酸，因为这是我在新东方讲了很多年、无数次的主题思想。

　　熟悉我的读者和学生，看了这个标题肯定也胃酸，因为在我的各种演讲、文章和关于职业问题的专著《邮箱里的灯光（骑驴找马）》中，这个话题，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和重要的位置。

　　留学有三个目的，也就是三重境界，这三个目的分别是：就业竞争力，行业领导力，社会领袖力。我曾经在《图穷对话录》之“不留学一代女”一文中提出过这个观点，现在把它重新阐述。

　　创造每1美元产值消耗的能源，中国为日本的12倍。2003年中国贡献世界经济总量不到4％，而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却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

　　去年《时尚杂志》的摄影师文冰先生给我拍照，拍完了采访需要的工作照，我说再拍一次，要他帮我把“我那玉洁冰清的气质和令人流鼻血身材”（芙蓉姐姐语），充分展示出来，把我的暮春留住！

　　下午去新东方开会，结束时已经晚上八点。老俞立即就要出差，也就不管我们晚饭。与会的安静说：北大校园里有一个卖煎饼果子的，非常好吃，想不想去？

　　参观完大楼，我和俞敏洪、王强、包凡一、钱永强、周成刚，以及总裁助理张亚哲去吃饭。饭桌上，这些决定新东方命运的人，为什么不是喜气洋洋，没有觥筹交错，似乎显得精神不爽？

　　村民告官更不在少数，但这个消息之所以成为新闻的奇特之处在于：这几个农民打官司，是为了抗议政府部门擅自给他们生的孩子上了城市户口，而不是农村户口，所以，他们要通过司法手段，把属于他们的“农村户口”夺回来！

　　我的一个朋友，1998年硕士毕业时加入北京一家民营企业，月薪不到两千，真可怜！

　　但一年之后，他的工资翻了一番。再过一年，加到六千，又过一年，也就是在他工作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由于企业的发展，月工资一举达到了2.5万元人民币，加上奖金、期权等实际利益，年收入几乎直达五十万大关！

　　有一次我在广州新东方老师培训会上演讲，结束后接受老师提问。一个老师站起来提问，在他说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打断他说：“我已经知道你要问的问题了，我来回答你，你请坐。”

　　电脑出了点问题，无法上网。看不到读者诸君在我的博客上又贴了些什么赞美的、批判的、睿智的、“愚昧的”评论，我坐在电脑前，大脑和电脑一样停滞，竟然不知道该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