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于是澳洲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的11月1日，澳洲政府一次性解决了1989年前后进入澳洲的中国留学生的身份问题，无条件给了他们澳洲的永久居留权。

　　很快，便在澳洲掀起一个回中国热。

　　是的，总算是可以回中国了！不用担心回去后就回不来了，也不用担心没“混出个人样来”让亲戚朋友笑话——有了澳洲身份还不算就有了“人样”吗？

　　那时，澳洲身份还是蛮值钱的。

　　于是，中国留学生再也不管自己叫留学生了，改叫“新移民”了。

　　于是，“新移民”们开始忙着订机票，买礼品，开始张罗回国的事了。

　　有人回国，是探望亲友；有人回国，是去找生活的伴侣；有人回国，是想回去找机会——听说国内现在机会很多，而且这些人手里也算是有了几个钱。

　　那时，大家一见面，谈的就是：回中国看看去！

　　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场变化应该是从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开始的，他的这次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南方巡视，推动了徘徊和观望中的中国，使之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朝前走。“六四”事件之后，我就不断地在澳洲的各种场合讲过这样的观点，改革开放的中国绝对不可能因为一次政治动荡而重新走上闭关锁国的路。现在，这股蓬勃的气息正从遥远的中国大陆吹到澳洲，使很多华人感到了振奋和激动，也印证了我当初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经济在高速发展，西方的报纸都在这样说，我在中国的朋友也在电话里这样告诉我。我在国内的那些朋友本来很少打电话的，原因很简单，付不起昂贵的电话费；可是现在，他们在电话里哇啦哇啦地讲个没完。好象他们也一夜之间变成了富翁！

　　中国的朋友三番五次地来电话，要我回中国去赚大钱。

　　他们告诉我，现在中国特兴炒原材料，只要是你能够通过关系弄到“条子”，就可以转手发大财。我的朋友们都鼓动我回去，他们说我脑筋灵活，回去一块儿干，不发财才怪呢！

　　我真的动心了。我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到，中国大陆正在掀起一股巨大的经济建设浪潮，有不少人在炒钢材、炒木材、炒边境贸易，甚至是炒洋垃圾，最后都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了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有时一天都会收到好几个电话，要买澳洲的原材料，好像他们人人都有批文，都有很多钱。我告诉他们我对原材料不熟悉，他们说你能否试试，我说很抱歉，不熟不做，我没时间试。

　　是的，我动心了。可是我不想学那些“厨师”后面也跟着“炒”。10亿人口9亿炒，人人都在炒原材料，这很不正常，这个热潮早晚会落下去。我决定走自己的路。

　　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已经把目光转向了热气腾腾的中国！

　　1993年的一天，我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我的身份是澳洲集团总裁。

　　离开中国整整６年之后，我首次回到上海，真是有些百感交集。父亲和母亲表面上很平静，可是内心里十分欢喜，母亲还为我做了我最爱吃的河鱼河虾。他们的身体还不错，只是老了些。

　　我看到上海正在以一种超常的速度发展，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和密集的吊塔。

　　上海真的是变了！

　　我想起来当初离开中国时，我曾暗下决心，假如我在澳洲干得不成功，我就永远不回上海来！如今，我也算是小有成就了，多少可以告慰自己，也算是有些脸面可以回到故乡上海了。但是，当我看到上海的那种变化的气势时，我还真是被吓了一跳。

　　到了上海几天之后，我就决定成立澳中集团公司上海办事处。

　　虽然我的想法还没成熟，可是，我已经意识到，我绝对可以在中国和澳洲之间做一些诸如经济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事。就象我到了澳洲说我是中国经济专家一样，现在，我也可以说我是澳洲经济专家了。确实，这是我们这些从海外回来的人的唯一长处。

　　我在上海的那些朋友听说我在上海设的办事处主要业务是做咨询，就对我说：想在中国发展，还是应该做实业，比如投资办工厂。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办工厂，是中国人在最近一两百年来被认为是最能赚钱、最有面子的事，因为是在投资实业。可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流通领域的钱要比办实业的钱更好赚。

　　我的上海朋友们俗话对我很失望：那你就很难做大、做强了。

　　我知道，中国内地对各种咨询业和中介公司抱有偏见，把他们称做骗子，皮包公司。

　　我不这么认为。我告诉他们，在国外，赚大钱的主要不是生产企业，而是进出口商，批发商，零售商，金融业最赚钱，可是他们一台机器，一个厂房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