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很快就是1991年了。

　　1991年，对于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来说，依然是非常艰难的一年。而对于我来说，却是事业蒸蒸日上的一年。这一年，我的中医诊所，从一家发展到了三家。按每个诊所４到６名中医师算，再加上秘书和会计，我的三个诊所一共招聘了２０多人。在澳洲，超过２０人的私人公司就已经不小了，差不多可以算一个中型企业了。为了扩大影响，我仿照西方连锁店方式进行管理；当然，也给它们起了相同的名字——澳中中医中心。

　　此外，我还创办了一家杂志——《新移民》。

　　我的第一家诊所那时已经非常有名了。我说过，我的病人多为澳洲人。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开始有华人关注我的诊所了。请注意我的用词，我说“关注”，我没说“我的诊所的华人病人多了起来”。什么事“关注”呢？就是，有中国人来，但不是来看病的。到诊所不看病干什么？取经。学艺。偷手艺。刺探情报。

　　有一段时间，我的诊所差不多成了中国留学生的“俱乐部”。我是说在晚上。因为我还单身，住得又离诊所很近，晚上没什么事了就来诊所看看。晚上的病人比较少，有时就会聊一些当时留学生中比较关心的话题。那时关心什么？居留！我的身份虽然搞定了，可是我的那些朋友们却没有一个搞定的。而且，他们明明知道我走的路成功了，可是没一个敢象我那样试一试“特殊人才”移民的。他们倒也会自我解嘲：“特殊人才”移民名额有限，已经被金凯平占了，没他们的机会了，再去试就是东施效颦了。

　　那么，他们在等什么呢？他们在等澳洲政府的“恩赐”。霍克总理曾在一年前与移民部长韩德联合发表声明：1989年6月27日已经在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将被允许一特殊类别的临时入境许可在澳洲临居四年。而且还答应：在这四年以内或之后，将不会在违反他们意愿的情况下被要求返回中国，除非他们严重地违反了澳洲的法律……霍克总理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慈悲曾引起中国留学生的广泛爱戴。

　　然而，最近一个时期，反对党领袖候信博士及影子移民部长雷铎则在多种场合下重申反对党的一贯立场：工党政府对待中华入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特殊政策，损害了澳洲的正常移民程序，也损害了政府在萧条时期减少移民的政策……

　　中国留学生开始担心了，工党政府会不会因为反对党的攻击而改变对中国留学生的特殊政策呢？抑或，万一在四年临居结束之前，反对党上台怎么办？

　　中国留学生心中再次布满阴霾。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诊所这里就成了一个小小的信息中心，和商讨的场所。

　　那时，我的诊所一到晚上就会有很多中国留学生来。有很多根本不是我认识的，就是朋友介绍朋友，一贯串联一个，越来人越多。

　　有时候，我还被他们委派去移民局打探“内部消息”，理由是我英语好，而且在移民局有熟人。我也真的跑去移民局几趟，找Lisa副局长询问。说老实话，我的询问没有得到任何有实际价值的消息，他们不过是重述霍克总理和韩德部长的声明。可每天来我这的这些朋友们还是不厌其烦地追问我所有的细节。

　　后来，就有人建议我，干脆办一本杂志，专门报导移民消息，肯定畅销。

　　我还真就动了心。我在上海时就办过报纸，对办报纸和杂志一直有热情，只不过是一直没找到机会。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现问题的。我发现有几个我并不认识的中国人每天都来，而且来得很早。早到什么时候呢？早到我的诊所还有病人呢。他们也似乎是很懂规矩的样子，来了就悄悄地坐到接待处的沙发上。

　　这样几次之后我就发现问题了，他们不是来讨论居留问题，也不是来帮我出主意办杂志的；而是来“取经”的。我发现他们对我的诊所的一切都感兴趣，甚至接待处怎样接待病人等认真观察。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的诊所已经成了也想开这样诊所的中国留学生隔三岔五地来取经学艺的“大寨田”了！

　　我没有戳穿他们。我不怕别人学，有些东西是别人学不会的。

　　不过后来他们都没有开成中医诊所，也不知是他们没有资金还是没有胆量。

　　四月份，我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办一份叫做《新移民》的杂志。

　　在澳洲办一份杂志或者报纸是迟早的事，在中国我就领教了拥有一家传媒所能带来的各种好处。不过，我本来没想这么早就办，两家中医诊所足够我忙的了，何况还要读硕士呢。

　　事情源于一件意外事件。

　　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诊所探讨居留问题，突然接到Jack的紧急电话，和他同居的那个“六四”后来的广州女孩Amy出事了！那一天是Amy的生日，Jack一高兴，就带Amy去了一家西餐厅“开洋荤”。Amy来澳洲快两年了，还从没去过西餐厅呢。其实Jack也没去过，不过他跟Amy吹牛说去过两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