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自己的身份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我毕竟是留学生出身，我的那些朋友们还在为身份而挣扎着。我理解他们的处境，我要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我知道，身份问题（或者说是居留问题）已经成了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最关心的事。

　　“六四”前的四年后到底能不能给身份？

　　“六四”后的会不会和“六四”前的看齐？

　　难民会不会批？不批了会怎样？

　　“黑民”会不会抓？抓住会遣送回国吗？

　　如果给了身份，家属什么时候可以过来团聚？

　　那时候，留学生内部每天都有新闻，或者是谣言。好消息会令大家高兴好几天，坏消息就会令大家愁眉不展。那么，到底哪一个消息是准确的呢？我决心采访移民部长。

　　在这个时候访问移民部长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就这样有幸成为留学生中第一个以记者身份访问移民部长的人。

　　据说移民部长在联邦政府中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初级部长，可是由于他掌管着我们这些留学生的生杀大权，所以在留学生的心目中依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相信所有中国留学生都知道那时澳洲的移民部长是韩德，因为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中文报纸上。

　　当我以《移民导报》记者身份见到韩德部长之后，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这次采访，我们谈得很愉快。我的问题很直接：“六四”前的四年临居到期后到底能不能给身份？“六四”后的会不会和“六四”前的看齐？难民会不会批？不批了会怎样？“黑民”会不会抓？抓住会遣送回国吗？如果给了身份，家属什么时候可以过来团聚？

　　韩德部长当即表示，四年临居期满不会逼迫他们回中国；“六四”后的和“六四”前的应该有所区别，但澳洲政府会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该留下的一定会留下来；至于“黑民”，韩德部长则劝他们出来自首。

　　我写了一篇《韩德部长答记者问》，发表在《移民导报》上。

　　这篇文章在留学生中间引起很大的反响。对于大多数留学生来说，这篇文章等于是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不要着急，耐心等着就是了。

　　我的那些朋友们，比如Jack等，都打电话给我，想刺探更内部的消息。

　　我告诉他们，能写的我都已经写了，不能写的是我的感觉。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澳洲政府迟早都会留下这批中国留学生的——这不仅仅是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更是从网罗人才的角度考虑的。

　　三年后，也就是１９９３年，在各方的努力和推动下，澳洲政府果然没有失言，分期分批地解决了几万大陆留学生的身份问题。当然这又是后话了，而且，为了赢得这一切，又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会在后面一一道来。

　　和移民部长韩德的见面，使我对澳洲的政府官员很有好感。

　　一个月之后，我又见到了维多利亚州的州长，更加深了这个印象。当时州长Joan Kirner正在我住的这个区考察，我认识的一个州议员便极力推荐我去见州长，和她沟通沟通，对我以后的发展会有好处。于是，我就应邀出席了州长的欢迎晚宴。

　　那天晚上，我和州长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而且我们两个就挨着坐在一起。

　　本来以为欢迎州长的宴会一定是非常排场的，到那一看才知道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只有简单的三道菜：沙拉、牛排和甜品。这叫我越发感觉到中西观念的巨大差距。

　　我当时的身份是“地方名流”，当晚宴会桌上摆着的名牌就这么写着的。

　　我是L V商学院的国际部经理，《移民导报》驻墨尔本全权代表和首席记者，而且还是曾轰动一时的《中国贸易指南》一书的作者。在据墨尔本市中心30公里之外的一个小小的行政市里，我就被拉鸭子上架，成了名流。真是这样的，不是我吹嘘，要不是我还没来得及加入澳籍，他们说不定还会拉我加入工党参加下一届的市议会选举呢。

　　那天晚上，她把我介绍给州长时，就是这么说的：州长，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们市的地方名流，金先生。

　　在整个晚宴期间，我一直在与州长讨论经济问题。

　　我谈到了我的《中国贸易指南》一书。她说她听说了这本书，并且还为能一赌书作者的“尊荣”而感到“荣幸”（打引号的两个字都是州长当时的原话）。

　　那天虽然饭菜简单，但是我们谈得很好。我与州长讨论了澳中关系问题，以及当下人人都关心的澳中贸易问题。而且，不知话题怎么一转，我们又讨论了中国的中医有没有可能被澳洲人接受的问题。我发现州长是个很开放的人，她从没接触过中医，却一点都不反对把中医引进澳州。那时我还没有想到要办中医诊所，只是泛泛地那么一谈。后来，当我真的想开一家中医诊所时，我立刻想起了那天晚上我们的谈话，我去找了州长，她果真支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