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地震后我们全大队的人都搬到了屋子外面躲地震，把屋子里的粮食也搬了出来。当时支书不在，程杰在上海受训，就我一个人主持工作当时有临危受命之感，想一定要保护好这些同事，300多人的安危都在我的肩上。

　　不久，毛主席去世了。当时的感觉是，天真的塌了。

　　当然，天并没有塌。而且很快，“四人帮”倒了。我们都感觉到世界似乎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77年３月，我被调往上海农场局，随工作队进驻上海市长江农场，我的工作组进驻供销1个农场的后勤，共有上千人，而我分管车队、船队等工作，有300多人。和在创业队时比，条件好多了。而且由于邻近大城市，我能够敏感地感觉到时代的变迁。这种感觉很好，我那时虽然还说不出这个国家正在朝哪个方向上转，可我已经能感觉到转机。我很兴奋，甚至很激动。我开始等待着什么。

　　1978年３月，结束了工作队的工作，我回到了海丰农场安丰分场，担任团委筹备处负责人。

　　当时我的朋友们都以为我可能要一辈子都在农场干下去了，并看好我的仕途。我却突然参加了高考，并且考上了上海机械学院的电子计算机专业。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大学生，是1978年底入校的，也就是俗称“78级”的那一批。

　　从18岁到22岁，我的整整四年多的青春时光，都贡献给那个农场。

　　那是我最难忘的一段岁月。

　　在大学校里，虽然我学的专业是计算机，可我却对经济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经常去附近的上海财经学院旁听，希望考财经学院的研究生。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会对经济这么感兴趣？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小学的时候？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上海高教局，上海的华东纺织大学（现在的中国纺织大学）计算机中心和上海外贸局工作。

　　在外贸局工作期间，我被选为培养对象，参加统一考试去干部专修科学习2年专业英语，我的英语主要是那是打下的基础。

　　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深入人心。

　　我在干部专修科时萌生了“下海”办公司的想法。我准备搞一家高科技开发和咨询公司。我和我的顶头上司认真谈了我的想法，而且说服了他。可是我的父亲却坚决反对，他苦口婆心地劝导我说，你好好想想，你现在属于外贸局培养的人才，在机关里过着安稳日子不是挺好的？干吗要自己往风口浪尖上闯呢？

　　我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导，于1983年毅然“下海”，同时办理了休学一年的手续。

　　我是个不安分的人，我总是不安于现状，并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以求更新、更大的发展。

　　从1983年到1987年，一共四年，二十几岁的我，我创办了“长江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开发公司” ，就那样在商海里拼搏。後来，我在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则小广告，成立一个青年人的研究会，汇集一批人才，并确定以研究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经济为主，同时想法挂靠在上海科协下面。挂靠后，有一批教授，研究员，年轻的学者也加入其中，这在当时的上海是很少见的。研究会成立后，我被选为上海中小企业研究会的会长和集体经济研究会的会长。

　　与此同时，我还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创办了《集体经济报》和《上海中小企业报》这两份报纸，积累了很多办报经验。若干年后，我到澳洲也办了一份报纸。这又是后话了。

　　回顾起来，我最重要的人生经验都来自于农场那四年多的磨砺和创办公司的锻炼，它培养了我在恶劣的环境下生活的能力，也锻炼了我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的本领。我觉得这两点是人最重要的素质，正因为有了在农场四年多的磨砺，才可能在回到上海之后在机关和商海里面如鱼得水。

　　这些人生经验，是我来澳洲的最大资本。

　　若干年后，当我以一个海外成功生意人的身份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时，主持人曾问过我这样一句话：你在澳洲的第一个5年就赚了600万（人民币），第二个5年又买下了价值1.3个亿（人民币）的澳洲总工会大楼，到了第三个5年时已经拥有十几幢商业大楼和数万平方米的土地，总价值以达数十亿（人民币）；可你刚才告诉我们，你在1987年去澳洲的时候身上只有1000澳元，这是真的吗？你的箱子里一定还有点别的什么东西吧？

　　别的什么东西？

　　我的回答是：我的宝贵的人生经验和中国人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