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改变我后半生命运的竟然是一个偶然事件。

　　那天，应该说是1987年7月初的一个星期一，我正坐在《中小企业报》总编办公室审查头版内容。我那时是上海市长江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公司（所属于上海市科委）总经理、上海市中小企业研究会会长——挂靠在上海科协下面。我们中小企业研究会办了一份报纸，叫做《中小企业报》，我是总编。这份报纸的社长是当时的上海科协副主席刘吉（后来上调北京，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一职）。那期报纸上有刘吉一篇谈中小企业发展的文章，非常重要，我必须亲自校一遍才放心。

　　我正看着，隔壁办公室的小张推门进来，说要借复印机用一下。

　　小张是我的棋友，我们常在一块儿下围棋。我没问他复印什么，便替他打开复印机让他自己印，然后又回到办公桌前埋头看刘吉的文章。

　　我刚坐下来，小张就喊我：复印机夹纸了！

　　我放下手中的报纸小样，过去帮小张的忙。我把复印机打开，拉出那张捣蛋的纸。

　　改变我后半生命运的事件就这样发生了——我顺便瞄了一眼那张只印了一半的纸，发现是一份英文表格。我那时正在学英语，常去我家附近人民公园内的“英语角”练口语——我的意思是说，我那时对英语非常敏感，于是便拿起来看。

　　小张一看瞒不住了，只好告诉我，那是一份英语学校的入学申请表，学校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叫什么“澳大利亚国际英语学院”。小张跟我说这些时有些不好意思，上班时间做私事总不大光彩，何况又是出国这种本该是秘密进行的大事。那时，上海正悄悄涌着出国大潮，有去美国的，也有去日本的，还有去澳大利亚的；不过，不管去哪里都要悄悄地办——这种事不能声张，遭人嫉妒不说，还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万一没走成怎么办？

　　那天，我帮小张修好了复印机后，复印了两份表格——我给自己留了一份。

　　我也想出国，只是一直没有想好去哪个国家。当时办出国的，无非两种心态：一种是去镀金，混顶洋博士帽回来；一种是去打工，都听说国外的钱好赚，哪怕是洗碗也能赚几大件（当时所谓的大件无非是电视、冰箱、录像机、洗衣机什么的）回来。我和他们不同，我不想去镀金，更不想去打工，我要走第三条路。可这第三条路到底是什么，说句老实话，我当时也不是很清楚。我只有一种朦胧的感觉，中国改革开放了，向国外打开门户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要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干一番大事。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对于我来说，这个机会应该是在国外。

　　我只是还没有想好，到底应该去哪个国家？

　　很多镀金的去了美国，很多打工的去了日本。去镀金的，已经慢慢适应了海外的读书生活；去打工的，已经有美元寄回家了。

　　而我，还是没有想好，到底该去哪个国家？

　　望着那份复印的来自澳大利亚的入学申请表格，我开始勾画澳大利亚的图形——一个远在地球南端的大岛，到处都是用两只后腿跳跃的袋鼠……那里的一年四季和中国刚好是反过来的，就是说，现在应该是冬天……七月份的冬天应该是怎样的呢？……有意思……还有什么呢？对了，“澳毛”，那里盛产羊毛……还有“澳抗”……“澳抗”是什么来着？好象是个医学名词……对了，好象是和肝病有关的……怎么想起这个来了……对了，怎么把悉尼歌剧院给忘了呢？多美的建筑啊，象贝壳，又象白帆……都说悉尼歌剧院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七大奇迹之一……可是学校是在墨尔本……我对墨尔本一无所知……我只是在地图上见过这个名字……

　　我要选择的不仅是一个国家，还要具体选择一个城市。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要去做什么？以及，我的长处是什么？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失眠。

　　七月的上海很热，即使是午夜时分。家里所有的门窗都是开着的，可以清楚地听到父亲细微的酣声，以及小侄儿在睡梦里咬牙的声音。马路上很静，很久才会有一辆车子驶过。那时的上海还没有现代化起来，人都在往南面跑，往海外跑。精明的上海人在自己的家乡无法施展才华，又不甘心落后，就只好往外跑。

　　我的身边放着几份我主编的《中小企业报》和《合作咨询报》。

　　完全是下意识地，我又拿起一份《中小企业报》来读。我读到我自己写的一篇文章，那是我去江苏考察时写的一篇报导，我在文章里高度评价江苏中小企业的经济能力，并预言中小企业会在中国经济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最后呼吁各级政府重视中小企业……

　　那时的中小企业实际上是集体企业和个体企业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