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给他描绘了澳中贸易的广阔前景，以及澳洲需要了解中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西方国家（包括澳洲）对中国还远称不上了解，必须清除对中国的误区，才能够彼此获得一种双赢的局面。

　　为了早日实现我所描述的澳中贸易前景，唯一的措施就是成立一个中国经济和贸易研究机构。这对迪肯大学来说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因为迪肯大学可以因此而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执牛耳者。

　　我的说辞终于打动了Darrell教授。

　　1987年11月2日，我来到Burwood经济学院签署了一份“工作合同”。

　　那一天，刚好是我来到澳洲的第30天。

　　合同内容大抵是这样的：

　　Burwood经济学院将建立一个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由我来担任项目主任。

　　这个即将成立的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只有一名专职工作人员，也是我（所以我这个主任其实只是个光杆司令）。我的薪水是一万五千澳元（年薪）。同时，经济学院还同意出版《中国贸易指南》一书，并提供全部出版经费。

　　别提签合同的时候我有多高兴了，因为我不仅当了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的项目主任，连出版《中国贸易指南》一书也有了着落。真是一箭双雕啊！我在想，机会经常是钟情有准备的人，上苍经常将礼物送给挖山不止的人。

　　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信任我，给我这个机会，完全是因为我在和他们打交道时显示出的绝对自信，没有一点亚洲人的谦卑。他们喜欢我的自信，所以才愿意和我合作。

　　Darrell教授在和我签定合同之后，曾对我说过：你是我见过的华人中最自信的一个！

　　Darrell教授的话令我非常感慨。他是一院之长，年薪十多万澳元，知名教授，穿名牌西装，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而我只是个身上还剩下几百澳元，连一杯可乐都舍不得买的穷留学生，穿着极不配套的西装，带着极不协调的领带，脚上是一双质量和样式都极差的黑皮鞋——我就是以这样悬殊的地位和装扮，获得了他的尊重和承认。

　　今天想起那遥远的一幕，我还会暗自发笑，既窘迫，又有些得意。

　　当时我就相信，虽然我们属于不同的种族，地位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我们的人格是完全对等的——是的，我需要这份工作，可是迪肯大学也需要象我这样的人才啊！

　　是我的人格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俗话说，世上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好事。我和迪肯大学经济学院签署的这个工作合同有一个附加条款：合同的生效日期是1988年2月5日，因为新的学期要到2月份才正式开始。这里面有个时间差——从签定合同的这一天（1987年11月2日），到合同生效的那一天（1988年2月5日），一共是三个月。

　　这三个月的时间差，将给我带来两个麻烦：

　　第一个麻烦是，我要到三个月后才能去迪肯大学经济系的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上任，才能拿到薪水。那么，这三个月的日子我将怎样维持？我从国内带来的那1000澳元已经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花掉将近一半了，照这样的花法，剩下的那一半可能还够维持我一个月的生活。这样，我的生活起码还有两个月没有着落。

　　怎么办？只有再去找一份工作才行。

　　第二个麻烦也许更严重，那就是我的签证。我来澳洲拿的是三个月的学生签证，一个月已经过去，就是说我的签证还有两个月就到期。可我在迪肯大学签的那份合同，要三个月后才生效！到那时，我的签证早就过期了！

　　就是说，我必须现在就得开始想办法解决我的签证问题。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继续交钱，再申请一个商科学校。可这招不适用于我，因为我一天课也没上过，出勤率是0，学校没通知移民局取消我的签证已经算是万幸了，怎么可能再靠读书来延签证呢？

　　再者，由于我没有打工，就算移民局不追究我的出勤率，我也是没钱交学费啊！

　　前面已经没有路了。我必须开辟出一条新路！

　　我突然就有了一个狂想：走别的留学生没走过的路，办工作签证！

　　办工作签证？这在当时对于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

　　但是，这条路却能直接抵达目的地。

　　那段时间，一些认识我的留学生见我天天夹着一个皮包早出晚归，不上课也不打工，十分神秘，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相信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等着看我的笑话，我甚至已经感觉到他们那种潜在的幸灾乐祸的目光了。

　　我不会给他们幸灾乐祸机会的。

　　我理解他们，也理解我自己。

　　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不仅在于你是否有能力，有目标，更重要的是，敢不敢跨出那艰难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