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我们换句话说，这本书将是一部填补空白的作品。

　　当然，我也暗示他，这本书的成功，会为他开辟一个新领域——中国经济，这会对他在澳洲的学术地位有很大的提高。

　　最后，我强调说，我们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他有威望，而且熟悉出版社的情况；我则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就是说，我们可以互补合作，可以完美地完成这本填补空白的英文专著《中国贸易指南》。

　　经过几次谈话，他有些动心了。

　　最后，我使出撒手锏——出国前写的介绍中国中小企业经济情况的英文书稿。那些书稿是当时为澳洲的经济类报刊写的，其中的几篇已经在《金融综述》发表过。这些书稿证实了我的能力和诚意。

　　他基本上同意了。

　　没想到刚刚说服他，新的问题又来了——他现在比较忙，要过几个月再说。

　　我可是一天都不能等的。我只有三个月的签证，而且已经过去一周了！

　　怎么办？我必须给他些激励，让他舍弃其它，立刻和我合作。

　　最后一次商谈，我提出有利于他的版税分配方案。

　　在这个问题上，我做出最大让步，把经济利益——版税，全部都给了我的合作伙伴Breth教授。尽管我比他更需要钱，尽管按常理我们之间应该有一个五五的分配方案；可为了吸引他尽快和我达成合作协议，我宁可牺牲经济利益。对于我来说，生活迫切需要钱，但我认同中国的古老哲理“舍得”，我更需要获得澳洲主流社会的承认以及建立一个社会知名度。

　　另外，在署名问题上我也主动做出让步——他在前，我在后。

　　就这样，在我到达澳洲的第十四天，终于和Breth教授达成协议，我执笔，他润色并最后定稿，我们联合创作出版《中国贸易指南》一书。

　　这样，我已经具备条件走一条完全不同于其他留学生的创业之路了。

　　我们是在他家达成最后协议的。签署协议之后，Breth教授开了一瓶法国香槟，我们共同举杯，预祝合作成功。

　　接下来的谈话就变得轻松随便了。

　　记得我们曾谈到过他家养的一条德国牧羊犬。他告诉我说，他每周花在这只狗身上的费用是一百多澳元。我听了之后非常吃惊——他在狗身上花的钱，比我在自己身上花的钱还多啊！来澳洲时我带了一千澳元。据说，在中国留学生生中身上有一千澳元的还是少数，很多人只有几百澳元。我是怎样计划我在澳洲的花费呢？每周一百澳元，这不仅包括了吃、住、行，还包括了电话、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其它的意外花费（比如看病等）。可是他的一条狗，仅仅用在买狗食上就是一百多澳元！真是不可思议。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想明白，Breth教授虽然住在富人区，房好车也好，养一条狗就要每周一百澳元的花费，可是当我们庆祝双方签定合作出版书的合同时，他请我在一家餐馆吃饭，只要了两个菜，绿豆芽炒肉丝和豆腐烧素菜，才花了二十多澳元。如果我有他那个条件，在这样的情景下，请人吃饭不花上两百澳元才怪呢。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了西方人和中国人在这方面的不同。

　　和Breth教授谈妥合作出版《中国贸易指南》一书后，我并没有立即进入没日没夜的写书状态。我得好好想一想，来到澳洲这两周来，我都做了些什么？完成了哪些指标？我现在正在做的，是否偏离了我的既定方针？是否要进行调整？以及，未来的几周内还要做些什么？

　　第一周，找到了房子，解决了生活问题，还去墨尔本大学讲了一堂课。

　　第二周，攻下Breth教授，确定联合创作《中国贸易指南》一书。

　　接下来，第三周，顺理成章的应该是抓紧写作，早日把这本书推向市场。可是，我总觉得这样做还不大妥当。第一，写这本书我是分文不赚的，虽然我不打算象多数留学生那样打苦工，赚小钱，可我到底还是要赚钱的啊！我是说，我最终还是要找一份能够充分发挥我的特长的白领高薪工作的；第二，万一在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出了什么差错（比如市场反应不好，甚至没能出版），我的损失可就大了，不仅仅没有得到我所要的社会知名度，还将损失对于我来说非常宝贵的时间。我是说，我得给自己来个双保险。

　　很快，我又有了新的计划：我要向迪肯大学的Burwood商学院（Burwood商学院原属Victoria College高级学院，后来与迪肯大学合并）院长Darrell Mahoney教授建议，在商学院建立一个中国经济贸易研究中心，而我，则出任主任一职。这样一来，我不仅可以有些收入，还会为我逐步实现在澳洲身份的转变打下基础。

　　如果说我能在来到澳洲的第一周就进入墨尔本大学的讲堂是我成功的第一击，那么，在迪肯大学经济系建立一个中国经济贸易研究中心就将是我成功的第二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