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我又忙了一整天……

　　星期三，也就是我来到澳洲的第五天，我来到墨尔本大学经济系。

　　记得那一天，我仍然穿着上衣和裤子不是同一个颜色的中国式西装，提着在广州买的那个仿皮小公文箱，就这样以一个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的身份，出现在墨尔本大学经济系的会议厅了。想想很有意思，在中国我也不曾到大学讲课，来到澳洲，却为三年级学生开起讲座来了。这真是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事！

　　我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澳中贸易的前景。

　　这个课题在我的脑子里转了很久了，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不过，当我真的出现在墨尔本大学经济系的会议厅时，说心里话，还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在澳洲最关键的一课，或者换个说法，假如我成功了，我就会赢得更的机会，而且我也会对自己在澳洲的发展有了信心。

　　在讲课之前，我就想过，重要的是让课堂活跃起来，让学生们喜欢我。

　　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我采取的策略是，多和学生们交流！我相信交流可以让我和学生们在很短的时间里互动起来。

　　我用了大约２０分钟的时间讲了中国经济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我熟悉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城市的集体企业和农村的乡镇企业，它们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他们不仅仅关心企业的产值，而且更关心企业的效益。企业在人财物、供产销的自主决定权反映到了企业经营活动中的灵活性，企业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经营有更紧密的联系，企业的生命力更强，并且在国营企业的竞争中逐步占据优势。国营企业虽然有着国家计划的保证，有着许多优势，有意思的是，国营老大哥正在输给集体小弟弟。

　　我讲了自己在中国各地考察了解数百个乡镇企业的状况。讲了我对中国的中小企业（以城市的集体企业和农村的乡镇企业为代表）的未来充满信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充满信心。同时讲了中国需要国际资本的合作，欢迎澳大利亚的企业去中国投资与中国的中小企业合作。并介绍了几名当时在中国很红的企业家，如步鑫生、年广久等。我对他们的发展可以说是很熟悉，所以讲起来非常自如。正因为如此，尽管我的英语并不标准，而且词汇量少得可怜，但是课堂反映依然很好。我猜测，那些听课的大学三年级学生可能很少见到中国学者前来讲课，所以才会对我非常感兴趣——估计这也是我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

　　然后，就是提问时间了。那些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们向我提了很多问题，我都给予了尽可能令他们满意的回答。我反复强调的是，澳中之间在经济上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合作的空间很大。

　　当我的讲演结束时，全体学生站起来为我鼓掌。

　　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我真的不用象其他留学生那样去打苦工了。

　　这时，Grame教授兴奋地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祝贺我讲演成功。

　　紧接着，影响我一生的机会来了， Grame教授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迪肯大学经济系教授Ron Breth。迪肯大学是墨尔本最重要的三所大学之一，另外两所分别是墨尔本大学和蒙纳殊大学。Grame教授告诉我说，Breth教授不仅是一位经济学专家，而且是一位作家。

　　当我听到Breth教授是一位作家时，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飞快闪过——我应该和Breth教授合作，写一本关于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如何加强经贸往来的书！

　　这个念头令我兴奋起来。

　　我立刻向他说了我的想法。他说可以考虑。双方商定，三天以后继续讨论，同时他建议我去迪肯大学开讲座，他告诉我他们经济学院的院长开始对中国感兴趣了，学生们也想了解中国。

　　我真的看到成功的希望了。

　　那天，我早早就回了家，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Jack，让他一起分享我的成功。

　　可是Jack回来的时候，比我还兴奋——他拣了一个旧床垫！

　　Jack拣回来的旧床垫确实令人羡慕，看上去和新的一样。想想看吧，所有人都睡在地毯上，只有他，就要睡上床垫了！那可是席梦思床垫啊！

　　Jack依然沉浸在兴奋之中，当我们羡慕完了之后，他就绘声绘色地讲起了他“智斗”东北留学生的过程。

　　他说床垫实际上是一个东北留学生先发现的，或者说，那个东北留学生比他腿快，抢在他前面占有了那个床垫。其实也不是Jack跑得慢，是他这个人有点好面子，不好意思为了一个旧床垫象百米冲刺那样跑，所以比那个东北留学生晚到了一步。他于是很懊恼，于是不服气，于是开始动脑筋斗智。

　　Jack紧走几步赶了上来，大喝一声：别动！床垫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