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有些谎言人们很难看穿，大抵是由于线索不明或是人为的掩饰。造成这样的结果，或出于偶然，或出于故意。但还有些谎言则会赤裸裸地显露出来，让人感觉犹如当头挨了一棒。水门事件显然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午夜时分，五个“闯入者”——身着笔挺的西装，操着一口西班牙语，戴着黑色墨镜、医用橡胶手套，口袋里的百元美钞新票子响声清脆，还手持内置催泪瓦斯的钢笔、闪光灯、相机、对讲机，出现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总部大楼里。

　　即使是世上最伟大的记者恐怕那时也没能预见到，这不仅拉开了一桩美国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政治丑闻闹剧的序幕，更无法预测到，这一事件最终将会把一位声名狼藉的总统拉下马，使包括美国司法部长、白宫办公厅主任、白宫事务顾问以及总统国内事务顾问等近40人锒铛入狱。像这样的事情，没人能看得透，也是情有可原的。

　　会坚持不愿承认这件事的，恐怕只有当事人理查德·尼克松本人。

　　自1972年6月17日一大清早起，《华盛顿邮报》开始了对这一事件的头条追踪报道。当然，这主要是得益于乔·卡利法诺的线索，他曾是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后来又同时成为了民主党和《华盛顿邮报》的顾问。卡利法诺还是爱德华·班尼特·威廉姆斯所在律所的合伙人。

　　那天早上，卡利法诺给《华盛顿邮报》的执行总编霍华德·西蒙打电话，告诉他几小时前有五个家伙闯入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大楼，并即将接受传讯。我那时正在西弗吉尼亚州度周末，而那里的电话刚好又出了问题。幸好西蒙还是给大都会新闻编辑哈里·罗森菲尔德去了电话，而罗森菲尔德又打电话给哥伦比亚特区新闻编辑巴里·苏斯曼。苏斯曼当时还在床上，便招呼了两个记者，并最终找到知情人士搞清了这件倒霉案子的来龙去脉。（在报上也就是这样一五一十地报道了出来。）当然，被罗森菲尔德和苏斯曼选派的这两名记者都是本地记者，因为在当时看来，这不过是个本地新闻报道，涉及的是最普通不过的强行侵入公共场合（breaking and entering）的当地普通案件罢了。

　　这两个记者，一个叫埃尔·刘易斯，是个专职报道犯罪案件的记者，也是个有生以来爱警察胜过爱市民的家伙；另一个叫鲍勃·伍德沃德，从前当过海军上尉，是社里的新进员工之一，而他的专长就在于无论你把他派到哪里去，他都能挖出那里的内幕，这一点颇令大家信服。

　　在众多记者都被警察拦下来无法靠近现场的时候，刘易斯早已在代理警察局长的护送下，一路绿灯到达了闯入事件发生的现场。他开始整天泡在警察局里，并为报社的都市版即时发来一切至关重要的数据和信息。而伍德沃德则负责报道传讯的进展情况。他坐在第一排（还有什么位置能和那里相比呀？）当传讯官问他“那是个什么样的退休政府工作人员？”，他听到詹姆斯·麦考德低声嘟哝道，“中情局”。

　　线索来了！

　　可以说，在如此场合下，再没有比“中情局”这三个字的排列组合更能让一位出色的记者心跳加速了。

　　到当天夜幕渐渐落下的时候，截稿的最后期限也已经过了。十个记者同时开工撰写报道，每个人负责报道当中不同的部分。到了夜审轮班的时候，差不多已经过了凌晨三点，记者吉恩·巴彻斯基得到许可去查看那些已经遭到逮捕的闯入者口袋里的东西。他看到里面有几个地址簿，而在其中的两个簿子里，他发现了霍华德·亨特的名字，还有“W.H.”和“W. House” 等标记。

　　线索来了！

　　即使到了现在，事隔二十多年之后，回想起当时的这个发现都会让我心跳加速。

　　同所有优秀的记者一样，大都会新闻记者中那个留长发、喜欢用吉他弹电影《淘气小不点》主题曲的卡尔·伯恩斯坦，把大半个星期六都花在了四处探听和 这个报道有关的消息上，并很快被告知去尝试同各方打电话联系。我们在迈阿密需要人手，由于所有的被告都来自那里，实际上我们在那边已经有一个记者了，他叫克可·斯卡芬伯格，也是个大都会新闻版的记者，正在代替那位工作起来孜孜不倦的卡罗·基尔帕特里克值班，负责报道尼克松在迈阿密比什肯湾的工作情况。

　　第二天一早，伍德沃德便开始探寻那位神秘的霍华德·亨特的信息，并开始给那个标记为“W. House”的地方打电话，试图能够联络到他。亨特的分机响啊响啊，可就是没人接听。一位有着美妙声音的白宫接线员（当然，基本上来说，所有白宫接线员声音都很美妙。）要他耐心等待，并告诉他也许亨特先生正在科尔森先生的办公室里。

　　线索来了！

　　听到“科尔森”的名字，真是让人再一次热血澎湃，他可是尼克松身边一个自恃甚高的助手，专门负责处理尼克松吩咐去办的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亨特并没有在他那里，但同所有人一样，伍德沃德很想弄清楚他是出于什么缘由会跑到科尔森的办公室里去。这时候，查尔斯·科尔森的秘书告诉我们，可以试试往罗伯特·R·穆勒公司去电话，那是一家公共关系公司，亨特可能在那里。果然，伍德沃德通过这条线索找到了他，于是问他：“您的名字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两个闯入民主党总部的匪徒的地址簿上？他们已经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