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时期，这个大国面临着对其身份的焦虑。渴望肯定的情绪变得非常强烈。青春期的敏感伴随着对力量的自我感知，从而造成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情景。在这样的时刻，尤其需要理性的呵护和关照。在笔者看来，理性的反应是不陶醉于力量，不停留于力量，而是把眼光从力量上转移开，对力量作出反思。

　　因此，就需要在更为宽广的视野中为中国的崛起定位。根据对世界权力兴衰的回顾，中国的崛起将意味着形成一个以中国为领导者或领导者之一的世界秩序，中华文明成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文明，并且对于人类所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提出令人信服并被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用这个目标来衡量，中国很显然还处在国家生命周期的初级阶段。

　　由于学养、学力的不足，该书中一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欠缺，作者希望得到各界方家的指教。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从许多学者那里吸取了很多有价值的知识，使我与这个、那个知识谱系建立起了联系，在此我要对所有这些学者表达诚挚的敬意。学术研究是一项艰辛的事业。有所创见更属不易。我要向本书援引过的所有学者，包括那些我对他们提出过批评意见的学者，表示真诚的感谢。我更要向那些大师们致敬，高山仰止，景行景止。那些大师们所达到的清澈、澄明境界，也许我永难企及。

　　在这里，恕我不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只特别举出我一直奉作精神导师的两位学者，他们是何家栋，吴敬琏。自从９０年代初期来到北京，我就与何家栋先生结为了"忘年交"，在我眼里，他乃是当今圣人。吴敬琏先生的学问人格，素为晚辈敬仰。我在香港大学访学期间，吴先生来港出差，他专就本书约我深夜长谈，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看到先生从书稿中摘出的那些需要修改的段落和句子，我感受到的不只是尊敬和感激，还有震惊和汗颜：震惊于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为文稿中存在如此多的错误而感到羞愧。

　　一些章节曾经在不同的场合传阅过。北京大学外交系主任叶自成教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纠正了本书第七章中的一个重要错误，向他表示感谢。我国资深外交官王禺生大使审阅了第十二章，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学识、经验使我受益匪浅。

　　黄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就该书的主题进行过多次交流，从他那里我总是能够得到教益和鼓励。本书能够写完，还要感谢我多年的挚友，《南风窗》北京办事处主任何江涛先生。是他的热情倡导和不断激励使我坚持了下来。我庆幸有这样的君子之交，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有他们这样一些无私的朋友，也许我走的将是另外的路子。真挚的友谊是我们风雨中的慰籍，激励我们进取，因此永远值得我们珍惜。

　　我要向我供职单位的同事们表示感谢。本书导论等个别章节曾经在《中国经济时报》摘要发表过，这里我要对编发这些章节的编辑，社评部主任柏晶伟和长期负责国际报道的要闻部副主任陈昕晔，表示谢意。

　　张剑荆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于北京昌平白庙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