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前，中国历史受着王朝治乱循环逻辑的支配。每一个朝代，最后都形成一个封闭的结构，只有强制性的力量才能打破这个结构。而这种打破封闭结构的力量，总是内外结合的，但是进入宋代以后，外部力量在打破封闭结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汉民族的民族主义、中国的经典思想，这一长期在东亚地区领先的文明，越来越找不到走出封闭循环的出口。中国的思想界和推进历史创新的动力，陷于枯竭，并且危机重重。虽然有些反西方论者坚持认为，中华文明的落败是偶然的，可是，对历史只要不抱虚无主义的态度，就不难发现，近代再次遭遇外界强制力量的冲击，实际上是宋代以来中国一再遇到的情景再现罢了。不同的是，这次冲击更为严重，以至于使中国重建封闭结构的机会也完全丧失了。中国历史于是便开始了革命性的转型，唐德刚先生称之为"第二次大转型"，他预言这一过程将持续３００余年。

　　治乱循环结构的打破，使中华民族在２０世纪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整个２０世纪，似乎只有一代人--也就是７０年代后期以后出生的人--在其出生时，国家仍然处于和平状态，这些年轻人在完全没有战争和动乱的环境下长大成人。但他们能否在没有内外战争的状态下度过一生呢？这正是作者所关心的问题。因此，对于参与创造中国崛起过程的人们来说，有责任思考事情的另一面，即和平地创造力量以及将力量用于缔造和平，将之视作更为伟大的事业。

　　清朝的孔尚任在《桃花扇》里说：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国家的兴衰正如家族的兴衰。

　　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在研究西方霸权兴衰史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国家就像一个人，其生命也存在着一个周期，从稚童到生命力旺盛的青年时代，然后逐渐老去，直至生命终结。他把自己的这个观点，称作"国家生命周期"。他这样解释这个观点：在单个国家的生命周期中，发明速度、创新速度和生产率的下降，缘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如：三代效应，即没有愿意重复新工业或老工业周期的新人来替代第三代人；对承担风险的态度的转变；社会各阶层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扩大，高额利润未被再投资于生产资本；行会、工会、公司、政府实行垄断；工人和投资旧技术的企业家抵制变革，等等。他从技术变革、生产率以及社会能力、价值观等角度，论证了他的这个观点。在论证这个观点的时候，他避开了一般周期理论家都提出的周期年限问题，比如康德拉季耶夫４５－５０年周期，乔舒亚·戈尔茨坦的５０－５５年的周期，库茨涅茨２０－２５年周期，莫德尔斯基１００年霸权战争周期等。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对中国历史周期的权威研究。不过，金德尔伯格国家生命周期模型的基本方面，看起来也适合中国历史的王朝循环。每个朝代都类似于一个生命有机体，从奠定基业开始达到鼎盛时期，然后逐渐衰落，中间一般经过短期的动荡，中兴，最后瓦解，被新的王朝取代。对兴衰的这个方面，历史上政治家们也有相当多的洞察。中共领导人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毛泽东在与黄炎培谈话时，非常自信地宣称，他找到了克服治乱循环铁律的办法："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由盛到衰的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正确地看到，王朝兴衰的根源乃在于统治阶层的自我懈怠和腐化，而这是任何一个组织随着时间的流逝都要出现的僵化症候。他开出的药方也确实是正确的，那就是通过民主的办法，让政府时刻都处在人民的监督之下。

　　国家的兴衰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国家间关系问题。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在一个特定时期，世界总是朝着形成一个等级秩序的方向运动。几个主要的大国彼此角力、联合，从而形成了力量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有的国家开始崛起，有的国家则走向了衰落。而该秩序的领导者的衰落和一个大国的崛起，总是严重地冲击着现状。主导国家集聚资源应对挑战者，并在这一过程中走向相对衰落，伴随其地位的降低，该秩序就可能解体。如果该秩序的领导者是在战争时期遭受重大挑战，那么该秩序的解体可能会更快一些，如果一个新兴国家是在和平间歇期发展成为领导者，那么该秩序的解体可能较慢。最好的情况是主导权的和平转移，像英国与美国那样。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大国。就国际体系而论，即使在面临列强瓜分蚕食、力量严重衰落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国地位也仍然是不争的事实。在半壁江山沦陷后的４０年代，其国际地位甚至还能上升到世界四强，就说明了这一点。没有谁能够单独吞下它，大国联合起来干干净净地吞下它，也不可能。在当时的国际体系中，中国作为一个"有问题的大国"，一直是体系内部紧张和不安定的因素，也是体系变迁的原动力之一。

　　伴随中国力量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大国道路，中国同当今国际体系的关系，自然便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正处于一场将持续相当长时期的辩论的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