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受到东亚危机的影响。东亚危机期间和危机过后，中国经济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一事实使很多亚洲价值的倡导者把中国视为亚洲价值的拯救者，因此又重新出现了在文化中寻求自我肯定的趋势。"北京共识"就体现着这一趋势。

　　中国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失调的根本原因，乃是中国文明丧失了世界领先地位，由于不能提供解决自身和人类面临重大问题的方案，中国文明在全球文明的竞争中， 曾经陷于危机困局。与许多人信奉的"落后就要挨打"所包含的"实力第一"观念不同，对近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失调的这个判断，突出了作为文明核心的"挑战和应战"，尤其是应战的能力。在应对内部挑战（太平天国，同盟会等组织的起义）和外部的挑战（英国，日本等国家的侵略）时，清朝统治集团无法从世界文明中积聚起有效的资源，形成有效的政策，因此处处占下风。在这里，暴力的失败只是文明总体失败的一部分。清王朝曾经奉行过暴力第一的政策来对付"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但是，由于除了暴力镇压之外提不出有效的方案，自然也就无法解决这个挑战。早前４０年，清朝统治阶层成功地解决了"太平天国"的挑战，采取的办法来自于传统文明，而这种办法在应对规模上小得多的"武昌起义"时，就不灵了，为什么呢？因为发起挑战的是不同的文明。但是，在回应内部的和外部的挑战时，暴力总是受到强调，比如很多人用"炮舰政策"来阐释近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这种历史观属于"暴力史观"，他们不知道暴力只是多种方案中的一种，而且暴力往往只是最后的、也是最不重要的一种应战方式，只是在才智枯竭、政策失败、群体失控的情况下，暴力才被采用。因此，暴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文明失败的产物，而不是文明成功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