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国际秩序，中国制造

　　几乎是某种定律，每一个世纪似乎都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希图根据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基辛格：《大外交》）

　　从"革命外交"到稳在其中

　　但是，中国提出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首先是一项要求变革的诉求。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中国外交中一直有一个主题，就是支持由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项诉求使中国看起来像是一个"革命者"，事实上，中国的这项诉求也确实体现着中国外交的一个传统，即"革命外交"，中国始终有一个"反对"的目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反帝反修"、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迄今是"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单边主义"等等。这些遭到中国反对的对象差不多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革命外交"的色彩在１９９９年提出的原则中，仍然十分鲜明，但是在２００３年的原则中，则淡化得多了。中国主张的变革，带有更强烈的合作色彩和"体制内"色彩。比如，民主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新安全观和对联合国宪章的强调，都是更体制化、国际化的语言，而不太像是"方言"。这一转向在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得到明确表述，他说："中国改革开放２０多年的成就，证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政策是成功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随着中国全面深入地加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我们对现行的秩序和游戏规则也就能获得一定的发言权，能够做到参与其中，趋利避害，适时有为，徐图改造。我们并不认为现存的秩序和游戏规则是完善无缺的。但如果不能参与其中，我们也就很难做到趋利避害，也就很难改造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参与其中，趋利避害，适时有为，徐图改造"十六字方针中，参与其中位居第一，是"趋利避害"、"适时有为"、"徐图改造"的前提，没有这一条，后面的一切都是空谈。参与其中，意味着中国在对待国际秩序问题上，选择了"稳在其中"的原则。

　　在国际关系大变动时代，选择稳在其中，并不意味着反对变革，恰恰相反，稳在其中，才构成了国际秩序变革的真正动力。原因是中国处在转型时期。一个转型的大国稳定在国际体系中，意味着什么呢？显然意味着变化。现代国际秩序的变革，正是因为中国加入其中才获得动力的。这是很多主张另立体系的人始料不及的。当中国选择孤立于体系之外的时候，固然有不少到北京的"朝圣客"，但是，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是有限的。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中国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虽然对于世界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基本上是个人化的和个别的，而只是在与美国结为准联盟共同对抗苏联威胁的时候，才对国际局势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事实证明，要获得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发言权和定义权，就需要加入其中。例如，中国取得的重大国际成就，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一体制给予的地位，中国在定义国际秩序时，就无法发挥强有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