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前苏联因制度的僵化最终导致崩溃，在历史上不是孤例，它几乎就是一成不变的公式，作为经典的保留节目，一再上演。根据生命周期的假设，制度都要老化，崛起时进取的价值观，都要被守成的价值观取代。这正如一位荷兰人在总结荷兰失去海洋的时候说的那样：摄政王不是商人，他们不去海上冒险，而是从房产和有价证券中获取收益，并因此失去了海洋。生产的英雄被消费的英雄取代。这种道理为所有的统治者所了解，因此，谋求统治长期化的力量总是一再呼吁变革。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王朝几乎都在王朝的中间阶段经历一个所谓的中兴，一位果敢的领导人总是借助某些严重挑战提供的机会，对制度作出变革，他试图重新对制度作出安排。这样的改革，都会对制度产生一定程度的震动，也总是能够聚集起来强大的改革力量。而之后的领导者，虽然也总是一再被提醒进行改革，但是已经相互适应了的制度，很难再产生强大的自我改革的动力了。正如汤因比所说的，"凡是在第一次挑战面前胜利地进行了应战的，到了第二次挑战出现时，反而变得无能为力"。比如，清朝虽然成功地应对了"太平天国"的挑战，但却无法应对规模上要比太平天国小得多的来自日本的挑战。其中的原因就是，王朝中间取得的胜利强化了本应改革的制度，使制度变得更加僵硬，也更加脆弱。

　　历史上，所有的霸权总是开始于一系列制度创新。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国家间的竞争是力的角逐，胜利者的胜利，是因为胜利者有着更强大的力量。而实际上在力量的背后是制度的竞赛。制度生产力量，制度也生产对力量的控制。失败者的失败，不是因为制度生产不了足够的力量，就是制度生产不了控制。力量强大固然不错，但如果没有对力量的控制，再强大的力量也还是不够强大；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如果能够控制，弱小的力量就会寻求与自己的力量相一致的目标，从而也可以避免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