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帝国转型失败后，中国尝试着建立了一套宪政体制，开始了宪政转型。但是，当３００多个政党弄得"国无宁日"的时候，袁世凯解散了国会，建立了一个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主义政府。这在当时是受到很多人，包括自由主义者的欢迎的。

　　现代人评价这一段历史时，非常认可袁世凯权威主义的这套逻辑。萧功秦写道：权威主义的内在逻辑在于，通过铁腕的手段实现政治稳定，政治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而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多元化，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整合关系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关系，讨价还价的关系就是契约型的关系。而契约型的关系恰恰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础，而不是道德层面的崇高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权威主义可以成为向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跳板，虽然它可能在创造自己的掘墓人。

　　萧功秦的这条逻辑道路在中国为什么总是无法走通？根本的原因是，在每一个逻辑层面上，需要停留足够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层面的历史任务，然后进入下一个层面。在这两个层面之间，需要足够长的过渡时间，而且，对于向着另一逻辑层面的转型，需要形成广泛的共识，需要形成强大的支持力量或社会集团。那么中国为什么走不通这条路？原因就是，新权威主义者描述的这种逻辑演进，是纸面上才存在的一种理想。 那么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时间？是因为大清帝国把时间都消耗完了。帝国的"自改革"运动，一直无法顺利展开，一直被利欲熏心、贪婪颟邗的当政者死死地扼着脖颈，他们缺乏远见，没有为帝国转型主动铺路架桥，准备条件。本来，权威主义应当在帝国的框架下为新的契约型关系的生长创造条件。袁世凯的权威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大清皇帝的权威。在大清帝国的权威都无法解决的社会冲突面前，却寄希望于袁世凯的新权威，岂不荒唐？在当时的中国，由于已经存在孙中山"新火车头"即民主政治的解决纲领，而且，这个纲领拥有众多的拥护者，袁世凯的权威主义几乎可以注定是要失败的，反而孙中山的纲领却未必会失败。

　　提到这段历史公案，是要警示人们，中国转型总是呈现为"未完成"态的特殊性，这一特点导致中国社会被锁定在不发达状态，先进的政治经济趋势被未解决的过去时代的问题拖累着，而往往无法确立自己作为问题的解决者应当拥有的权威地位。这是第一个警示。其次，这种未完成态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对中国的变革来说，时间总是不够用，时间总是最大的敌人，改革总是在与革命赛跑。而且，由于受未完成态累积起来的问题的拖累，作为总体性解决纲领的革命，最后总是跑到改革的前面，在歇斯底里的社会情绪中，等待革命女神的降临。但是，总体性解决常常造成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的复辟，同时，总体性解决把过去所取得的成绩，破坏掉了不少，这带来社会整体质量的退化，社会仍然被锁定在不发达状态。

　　这种不发达状态，影响了中国软实力的持续提升。比如，中国１９１１年发生的推翻皇权的运动，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这是亚洲第一个推翻君主制建立民国的国家。但是接下来的军阀混战以及袁世凯的复辟，把前不久获得的软实力，完全抹掉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国际地位达到近代以来的顶峰，作为亚洲抵抗法西斯的重要国家，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软实力得到提升，但是接下来的内战把积累起来的软实力，再次抹掉了。

　　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知识（包括制度知识）呈指数型的增长，近几代人创造的知识已经在人类知识宝库中占据了绝大部分。比较而言，中国人在２０世纪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奉献实在少得可怜。

　　２０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创造过几种"中国模式"，但是，这些模式都没有保持长期的稳定性。这是中国真正的软肋。只有保持着长期稳定性的模式，只有在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冲击而仍然能够保持稳定性的体制，只有那些能够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体制，才会被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而得到广泛承认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