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北京朝圣?

　　"反全球化国际"向中国集结 把"华盛顿共识"视为美国政治强权的全球化扩张，是一股国际思潮。姑且把这股思潮或运动称做"反全球化国际"。在经济学家中，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作为"华盛顿共识"的批判者，也是这一思潮的一部分。在中国，"华盛顿共识"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好名誉。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组织了"新自由主义（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研究"课题组，这个课题组历时８个多月完成的新自由主义研究论文集《新自由主义评析》这样描述"华盛顿共识"：１９９０年"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新自由主义更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他们给出的建议是：中国要警惕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华盛顿共识"设下的世界"一体化"陷阱。这些看法在各个国家的首都，都有不少的信奉者。

　　这些看法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设在华盛顿和纽约的世界性组织，是二战后国际体制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战后国际体系的基础。作为强势的经济体，它们在思想市场中处在垄断地位。对这一体制不满的人，总是设想用新的体制代替这一体制，打破它们的垄断。但历史不免让这些人失望。他们寄予厚望的体制，在世界体制市场的竞争中，表现并不好。拉美曾经尝试过一些体制，前苏联集团也尝试过一些体制，印度、中国也尝试过一些体制，东亚那些曾经创造了奇迹的国家和地区也尝试过一些体制，但是，进入９０年代后，这些体制纷纷崩溃或陷于危机。但是，反"华盛顿共识"的人不是把陷于危机的体制视做是本国试验的失败，而是视做华盛顿的失败，本来，这些实验都是为了探索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指出的道路的。他们不是把失败视做自己的制度的失败，而是看做别人制度的失败。他们不去检讨因为国内利益集团的贪婪、颟顸一再延误改革进程，而是责怪某个"共识"。正如在１９９８年印尼危机期间，一些集团不去谴责苏哈托及其统治集团的腐败和愚蠢，而是对前来救助的国际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的"姿势"愤愤不平（当苏哈托与ＩＭＦ签署文件时，康德苏两条胳臂交叉着放在胸前，俯身看着正在签字的苏哈托，这一姿势成了ＩＭＦ傲慢的标志。），并把印尼危机的原因，全算在这个组织身上。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埃内斯托·塞迪略在评论拉丁美洲的经济体一再出现危机时也指出，在拉美，一场危机引发改革从而立即带来了成效，但是这些成效不久便导致人们自鸣得意，最终再次引发危机。而拉丁美洲的政治家们将该地区的经济问题归咎于改革，而不是改革不彻底。此外，他们还乐于将自身的经济不景气归咎于外来者。

　　在这里提出的背景下看，"北京共识"提出的"让中国思想走向世界"，反映了国际反全球化力量向着中国集结的倾向。"北京共识"试图为实现这种集结架起一座桥梁。在这个设计中，中国被赋予了"反西方"、"反全球化"、"反全球秩序"中心的地位。这是需要警惕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