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人看来，复兴是中国现代国家"世界观"的核心。由此而形成的主流的历史叙事，是单一中心论，不是欧洲中心，便是中国中心。根据这种世界观，中国经济近２５年的快速发展，除了重回世界经济的中心，还意味着中国超越西方文明，"成为未来全球文明的主导力量"。更有甚者，将意味着中国以参透了的西方达尔文主义态度回敬西方。这就是西方一些观察家感到担心的"中国的仇恨心结"。

　　但是，"制夷"世界观是狭隘的。这种世界观总是无法全面检讨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形势。在政策上，总是无法超越既得利益者的眼界，采取重大的改革措施。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再顿挫，在希望之中总是失望，其中的症结，就是顺利时沉醉于成就，困顿时沉陷于愤怒。对于失败，总是无法得到深入的检讨。

　　晚清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曾经向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询问中国复兴之道。事情发生在１８９６年。甲午之战败于日本，与日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出使欧美，６月抵达德国。媒体记述他与德国前宰相俾斯麦答问情形：

　　李：我专程前来拜访殿下，有一事想"乞垂清诲"。

　　俾：什么问题？

　　李："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道之善？"

　　俾：辱承阁下明问，"惜敝国去贵国较远，贵国之政平时又未尝留意，甚愧无从悬断。"

　　李："请问何以胜政府？"

　　俾："为人臣子，总不能与政府相争。故各国大臣，遇政府有与龃龉之处，非俯首以从命，即直言以纳诲耳。"

　　李："然则为政府言，请问何以图治？"

　　俾："以练兵为立国之基，舍此别无长策。"

　　李："中国非无人之为患，特无教席亦无兵法之为患。""惟异日回华，必将仿照贵国军制，以练新兵。且需聘教习之武弁，仍惟贵国是赖。"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于一年前的惨败，并无反省。他向俾斯麦讨教中国复兴之道，问了两个问题，一是"何以胜政府"，二是"政府何以图治"。第一个问题中，包含着他对甲午之战失败的解释：甲午败于日本，只是他这个臣子没有办法"放手办理"，最后导致"兵不练"的结果。因甲午清朝海军惨败，《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遭到国人痛诋，在失意中，李鸿章回顾其一生事业时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犹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在这短暂的赋闲期间，他抨击"言官"："言官制度，最是坏事"。游历欧美之后，得出欧美"上下一心"，而中国却"政杂言庞"。他把失败归之于政府受"言官"左右的结果，如果更为专权，就不至于这样了。因此，在向俾斯麦寻求复兴之计时得意洋洋地告诉俾斯麦，有人说自己是"东方俾斯麦"，就毫不奇怪了。作为当局者，李鸿章确实执迷冥顽得很。中国的复兴竟然归结为"放手让我干事"，可见他的复兴概念，不过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中兴"的同义语。只要中国出现一个威廉二世那样的能让俾斯麦干事的领导人，就可以了。至于第二个问题，表明他仍然深信自己一生练兵事业乃中国复兴之关键，表示回国后，要学习德国军制，"惟贵国是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