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茜：反而特别平静，在乱世里头，像《西线无战事》他们怎么写出来的，在战壕里头写，回到家乡，看着马铃薯，没有战事就写不出来。你对和平的渴望，战乱中特别强，真的战乱结束的时候，那个和平就没那么美了，你知道吧。

　　白岩松：写文章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陈文茜：你好像拿了一个笔杆，然后就觉得我还在，然后好安静，我不受外界影响，我自己在那个地方跟自己对话，所以在这个时刻写文章，它是你的一切，家庭、亲人、情人、爱人一切，然后在那个里头你有一种，你知道吗，你就会得到很大很大的平静，说不出来的。

　　希望未来我的墓碑上只有三个字：陈文茜

　　白岩松：最后一个感觉，我个人的感觉，可能文茜会因为节目，会因为从政的历史很长，可能会被很多的人用各种各样的词汇去罗列，可是今天我们聊天完了之后，我最大的一个词汇是，也许可以把“诗人”这样的一个在台湾已经很稀少了的词给你，会不会对？

　　陈文茜：希望如此，希望如此，我最怕被人家摆一个牌子在前面，好像做政治评论家，好像我很难抗拒这个ti－tle，可是有一个说法供你参考，他们说，哦，有一次有一个人说如果我死的时候，他就会这么帮我写墓碑，他是杨照，一个文史家，他就是一个诗人，他就说我是一个无法归类的人，ok，好，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墓碑就写陈文茜就好了，既然无法归类，你就把她归成一类，这个类就是她的名字，这样比较简单。

　　白岩松：我觉得政治可能是你一种写诗的方式吧。

　　陈文茜：对我来讲，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旅行是一首诗》，不过我的诗跟李敖不同，我的诗是属于苍凉感的，李敖的诗是打油诗型的，他的政治也是嘻笑怒骂，是打油诗型的，所以他比我开心一点。

　　○我以前头发染了七个颜色，在我20岁的时候，当朋克文化刚刚起来的时候。

　　———陈文茜

　　○其实女人你要是很刻意装扮，那个刻意装扮出来的东西就不好玩。

　　———陈文茜

　　○我注意到大多数女人她从政的第一步就是否认我是个女的，我先从我的整个外表、我的服装都让大家忘记我是一个女人，顶好你不在我的性别上做文章，你因此可以承认我的专业性、我的严肃性、我的代表性。

　　———陈文茜

　　○我是很担心新闻的娱乐化和色情化，我一点都没有用错词，在台湾新闻当中都会看到“三级”的画面。我举一个例子，当时林志玲受伤这是台湾岛内大新闻，第一条新闻是林志玲受伤被轮椅推出来，第二条新闻是台湾男士痛恨林志玲的主治医师，因为他摸遍了林志玲的胸，第三条新闻是盐水袋破裂，她的母亲出来澄清没有这回事。这种竞争他们底下都说觉得这种局面不对，但是你让谁改谁都不敢改，因为僵在那了，这种方式不好，但是用一种什么样方式慢慢让这种娱乐节目做得更有智慧？台湾有很多非常棒的节目，我还非常钦佩台湾很多同业人员，虽然你平时看到很多新闻，觉得有点色情化、娱乐化，但是当台风来的时候，他们的节目也做得很深刻。

　　———白岩松

　　○岩松在采访陈文茜的时候，陈文茜说台湾更像一个马戏团，每天都有一出戏，今天是林志玲，明天可能是竞选。但是在台湾经历海棠来袭之后，台湾媒体特别专业，我们到哪儿，直播车到哪儿，包括他们记者也是非常危险，广告牌随时会刮下来，但是他敢站在广告牌下去拍，有的记者重一百六七十斤都被刮倒了，眼镜找不到，非常敬业、职业。海棠这个事之后，我就敬佩他们的职业感，他们在报道口径或者报道方式、观念上跟我们是有差别的，可能是受环境的限制，但是确实在职业感方面，是我非常敬重的。

　　———王立明

　　○我问她如果把北京变成一个男人的话，是不是单身的你特别想嫁的那个男人？她说是啊。我觉得其它的都不用说了，就这一个“是啊”就证明她对北京的感情。

　　———白岩松

　　陈文茜

　　1958年3月25日生于台中。

　　1976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20岁就已经开始参加党外政治运动，属于台湾民主化运动的第一批参与者。毕业后，她白天在《中国时报》副刊当主编，下班后做传单，完全是义务的工作。1987年赴美留学，取得历史社会学博士学位。1995年5月1日，她结束在美国10年的留学生活，回到台北成为民进党文宣部主任。她十个指甲涂十个颜色，染一头长长柔柔的红发、穿着大胆出位，思路清晰、口才敏捷，一出场就抓住众人的眼球；她组织的载歌载舞的助选活动一扫民进党一贯的苦情形象，不到一个月，全台湾人就认识了她；她的出现立即在岛内政坛刮起了一阵旋风，这个不穿灰色套装、不剪“男人头”的政坛女性获得了成功，改变了女性从政的形象和语言模式。甚至出现了一个专门的词语———“陈文茜现象”。李敖称她为“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1998年被《亚洲周刊》英文版评选为全亚洲25位“创造趋势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