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茜：好玩啊，对一个女人来讲好玩。我说一个很正式的回答，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你知道女人，女人在这个社会并不容易独处，你嫁丈夫也不容易独处，你单身也不容易独处，所以我们看到大多数的家庭主妇、职业妇女都不太快乐，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其实世界上可以给一个女人的东西相当的少，她就守住一块天，守住一块地，守住一个家，守住一个男人，守住一群小孩，她的人生到后来，她成了中年女子，她很少感到幸福，她感到的是一种被剥夺感。这是我到现在慢慢退出政治以后的一个新的感慨，从政有一个好处，它就让我从小活得跟一般女人不一样，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都不重要，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某个程度来讲你就有这种气魄，这个气魄未必帮助你真正在政治事业里头表现杰出，可是真的帮助一个女人在处理她的私人事情时表现杰出，她就变得很超脱，格局很大。其实人生处境最怕你格局很小，我觉得从事政治工作有一件事情帮助我，面对自己真正实际生活里的困境的时候，你很容易比一般人放得开，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幸福的来源。

　　政治让我发的光最大

　　白岩松：比如说有的人会说女性最美的时候，是当她从众多女性当中被挑出来走在T型台的时候，她把最好的一面给了观众。政治对于文茜来说是不是你的T型台，当你走在这个T型台的时候，你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秀出来？

　　陈文茜：这个不太应该由我来回答，比如有些人会认为我做一个文化人跟艺术家，比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杰出，会觉得可惜。作为一个写作者，像我以前是艺术界的人，他觉得你做一个创意者比在政治上头，看起来好像更杰出。可是我必须承认政治让我发的光最大，所以我就回过头来问为什么。当我慢慢地惊讶地发现这是我小时候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情，当我活到我现在这个年龄，将近半百的时候，我还要回过头来看我身边的很多人，看看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头发光，我发现我好像有一种毅力，一种很奇怪的与生俱来的毅力，有一种信念，有一种信仰，它可能不切实际，可能跟客观环境脱离得很远，可是你从来不会那么细致地去进行计算，所以你这个毅力变成一种勇敢，这个勇敢使你发光，这个东西就跟你说的一个很好的文学写作者或者一个艺术家，他能够发出来的光是不一样的。你说像一个很好的写作者，可能在当年一万个作品里头你写得最好，因为你很勇敢，因为这个世界上多数的人都活得很怯懦、很伪装，这种勇敢是显而易见的。在很多事件上，在重大的历史时刻、关键时刻，结果就变成很多人会觉得你“虽千万人吾亦往矣”，所以它帮助你迅速地发光，而发出的那个光亮就比在文学等其他领域里来得大。所以你真的要问政治，我的政治好像跟别人又不太相同，它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种，总是以一种毫不在乎（的样子）走在别人的前头，为什么不在乎，还是天生个性，我也说不上来，以前小时候不觉得，后来才发现。

　　现在谈政治比较伤感

　　白岩松：有人觉得一谈到政治的时候，要么喜欢政治，因为它可以展现自己，还有人觉得因为政治的确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你看重前还是后？

　　陈文茜：我觉得当我在从事政治工作，我有一种很强烈的热情的时候，想象自己可以改变某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大，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长得很大很大，然后跟历史有某种连接，你不再是一个小小的个人，所以你会很快乐。但是这几年我必须承认我对政治的热情没有以前我20岁的时候那么高，因为我已经强烈地理性地意识到，我无法改变这个时代，我就活在现在限制性的处境之下，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超越一个民族里头的悲剧跟困境，然后你就知道，你就得度过那个历史的辩证关系，你现在就走到了整个历史的一个低潮，在两岸的，在台湾内部的，族群的，这个历史的起伏岁月它不走到一个极端，它就不会反弹回来，这个辩证关系的极端直到出现为止，它才能够慢慢地回到历史的一个新的循环。

　　你这么意识到，这么理性，这么冷静，你的热情就不见了，因为你不觉得你可以像马克思讲的“Man can make history”，就是人可以改变历史，你现在发现人不能改变历史，是历史回过头来决定你，你就觉得好挫折，突然之间你多出好多时间，多出可以照顾你实际利益的一些空间，你觉得你好像不需要为理想而牺牲，以前你觉得你是为理想牺牲，结果发现当你不需要为理想牺牲的话，你是如此的不快乐，你发现你很沮丧，你真正把自己牺牲掉了，所以这种事情对我来讲，其实现在谈政治比较伤感一点。

　　白岩松：其实大家看到了一段时间你跟政治之间的一种紧密的关系和这种热情，可是你又会有另外的一句话“其实我没有政治野心”，我该怎么理解呢？这两个之间仿佛有落差，甚至很矛盾，同时却都摆放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