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故事片断都是“最好的时光”，在整个台湾的历史进程中，这样的片段会有许多，我现在想用这种片断去把整个台湾历史重新记录下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候孝贤

　　白岩松：《最好的时光》这个片子出来了，虽然还没有公映，但是很多大陆的影迷已经比较熟了，因为大家会关注整个嘎纳电影节的情况，都知道侯导带着这样一个片子去参加这样一个电影节，觉得侯导应该会获奖，但是最后没有获奖，你有没有去想为什么？

　　侯孝贤：其实我参加影展许多次，非常多。从20年前，每次去你都会感觉它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找的评审是谁，这个人会决定什么样的片子会得奖。像嘎纳电影节的结构是这样，基本上每年要找一个评审团主席，这个主席可以决定4到5位的评审，其他（评委）是大会提供的，当然（评委）一定是基数，比如说11位。电影节每年找评审团主席的时候都会调整它的方向。嘎纳电影节本身会有一个标准，或者说（要知道）方向到底是什么。第一就是观众绝对普遍能够接受；第二就是要有它的艺术性。这两者都要兼顾才行。我的片子从什么时候开始（入选嘎纳）呢？从“戏梦”（指《戏梦人生》———编者注）开始？当然“戏梦”有得嘎纳评审团奖，但是从《戏梦人生》以后，我一直是走的是实验性的道路，所谓实验性，就是一直在跟自己挑战，不想拍同样的风格，所以一直以来就好像永远不太可能得奖，因为我的电影跟观众是有一段距离的。

　　白岩松：现在到了您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了名声、影响力，您还觉得坚持是最重要的吗？还是您自己脑海中希望有一个更大的变化，不同于过去的侯孝贤？

　　侯孝贤：对创作者来说，最大的挑战基本上就是挑战自我。到底你的底线在哪儿？你的能力、你对事物的看法、对整个人的世界的这种理解，种种这些都是一点一点累积来的，所以（改变）基本上很难，非常难。所以到这个年龄想回到过去拍年轻，不可能！而且你也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是什么样子。你虽然知道，但是你的眼光是我们年龄的眼光，跟年轻人本身拍完全不一样，这就像以前年轻的我们拍年轻的时候，我们自己拍的片子是很清楚的。怎么讲呢？你照自己的秩序，在自己的这条路上走了那么久，在这样的年纪还应该照自己的想法往前走。往前走的意思就是可能从形式上或内容上不一定从哪个方向上去实验，要给自己找一个挑战或者限制。

　　艺术、商业、主流的协和

　　白岩松：我看到您身上其实就面临这样一种选择，比如说您刚才说了，嘎纳影展会建立属于嘎纳自己的一个标准，一方面是艺术的标准，另一方面是最大的市场反馈和观众的广泛接受，可是您说您更偏重于艺术和实验性，我注意到在金马奖的颁奖过程中您多次在和媒体谈，希望很多导演关注市场，做商业的，主流的东西，为什么这种看似矛盾的话在您身上会同时出现呢？

　　侯孝贤：没有，这本来就是这样，并不矛盾。一个正常现象就是一个地区，主流电影一定要蓬勃，你才有余力去支持所谓的艺术片，因为艺术电影就像生产线上的产品，是要多数人都能够接受的，但是这个产品需要改良，需要研发，需要再实验。艺术电影基本上都是研发性的，因为它的成本不高，这样实验性就会比较强。当实验产品生产出来，感觉新的方式非常不错，它就会跑到主流里面，一个正常的电影工业应该是这样的。在台湾，新电影的兴起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当时基本上所有的（台湾）电影票房都很惨，这时候新电影（80年代初兴起于台湾的一个电影流派，侯孝贤是其代表人物———编者注）起来了。新电影基本上是艺术电影，首次反省台湾社会，可以说等于许多观众的成长过程跟生活经历的浓缩。所以新电影基本上并不是主流，有人误会那是主流，其实是错的，他们没有理清这其中的区别。主流市场一定要健全，你才会有余力，艺术电影才会起来。不然的话，光有那些电影，观众是不会接受的，一般的观众没有办法接受。

　　现在嘎纳影展的评审成员年龄越来越低，我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时间阶段是不可逃避的，你会感觉到新的一代起来了，新的电影的形式跟氛围已经开始形成了。年龄大了以后，你对事情的看法通常跟年轻人不一样了，我年轻的时候20几天可以拍一部片子，像《风柜来的人》21天就拍完了。现在拍三个月，我总感觉还不足，为什么？就是因为能量跟焦点开始分散，任何细节我都开始会注意到，以前比较直觉地注意到的细节占大部分，现在注意细节成了主要的工作。你会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些细节里面，不管是美术还是别的东西，都要通过自己，而以前焦点在哪里非常清楚，很容易就抓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