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盲区

　　一般认为：美国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典型，而日本经济则受到过度的规则制约，这也是毫无根据的判断之一。美国是一个法制社会，比起含糊不清的行政指导，他们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加之高明的律师深入各种细微之处反复辩论，法律就更加细致，其监督作用也覆盖了方方面面。他们禁止内幕交易，信息公开义务化，制定“不法行为责任法”以保护投资者，并以其他各种手段提高市场透明度和效率——当然，与此同时，律师们也由此得以致富。

　　没有规则制约的恰恰是日本。美联储内银行监察官员有7000～8000人之多，金融厅中则只有400～600人，但是，据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理查德·辜说：其中真正有能力的不过200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有工作人员3 000人，而日本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相关金融厅部门的人员最多只有200人，而且，他们只是做一些敷衍了事的工作。在日本金融界，由暴力团体收回贷款，允许收取过高的利息，内幕交易横行，账簿遭篡改，老人被银行、保险公司欺骗，向官员行贿，证券界则对官员、政治家开设特别处理账户——这简直就是一个无所不有、弱肉强食的法律盲区。

　　金融厅非但没有设定严格的规则，而是在日本金融界四周竖起了坚实的墙壁，以限制其范围。他们所选择的对策不是击退鲨鱼，而是圈起更小的水域，在这局促的空间内游着。外面的世界中，由于新技术的登场连金融概念本身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之时，他们却消极怠工，毫不学习新技术。

　　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制化也毫无进展，例如股票期权（Stock Option，即把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权力作为报酬付给员工的体系），其办理手续异常繁杂，只有极少数的公司提出申请。不管怎样，要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平均要耗费30年时间，该职工优先认股权也就无法起到什么激励作用了。在海外，养老金基金的运用属于最先进的金融领域，但在日本却驻足不前，始终处于起步阶段的水平，至今仍是在金融厅的指挥下，按其要求买入那些无法获得任何利润的股票以及低利率的国债。这时，世界进入了21世纪，人们在不经意中发觉：日本在金融市场的培育方面失败了，在培养与之相配合的专业技术方面也落后了。

　　铁制货币

　　在此，我又想到了古代的斯巴达。据古代历史学家普卢塔克（说，斯巴达开国之父来库古（规定斯巴达人要使用铁制货币。铁价值低廉，而且分量又重，因此，只能将其储藏起来。这样一来，人们对于赚钱的兴趣逐渐淡化，转而投身于在军事上建功立业的努力中去。普卢塔克对此这么评述：“铁制货币携带不便，假使其有输出的途径，在国外恐怕也难以流通。因为其他的希腊人会对铁制货币之类不屑一顾。……在这种情况下，有钱人于穷人相比并没有优越之处，无论拥有多少财富，由于没有办法拿出去，只能让它们在家里睡大觉。”日本的情况也是一样，拥有了庞大的储蓄，却不能使其发挥作用。

　　以财务省为首的省厅机构为了使金融体系的无能和落后正当化，推出了独特的日本模型。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90年出版的榊原英资的《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日本——日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榊原阐述：“比起软弱颓废的西欧，大藏省的推进方式更具优越性。”在由大藏省官员担任主教的所谓“日本模型”的教堂中，文化、传统的神圣恩赐就将灌输到这个日本式体系之中。

　　这里有一个珍贵的教诲。真正的文化和传统到底是什么。经历过千锤百炼的亚洲政治领导们将其作为使权力正当化的手段，提出了崇高的“亚洲价值”。确实，大藏省对于资金自由流动抱有不信任感，这是基于武士传统而产生的。但是抛开这个背景，从另一个角度看，不要忘记日本同时也拥有着悠久的商人文化历史。对于资金自由流通的不信任感并非古来有之，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还是战后的事。

　　明治年间，近代化开始起步，大胆的实业家涌现出来，创建了大型的企业：像三井、三菱、住友等，其中许多被视为“财阀”，至今仍举世闻名。转折点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财阀解散。在驻日盟军的怂恿下，官僚开始把持政府。凭工资雇来的官员们不信任战前的大资本家，竭尽一切手段剥夺他们的财产。

　　于是，目前这样的体系就形成了，但如今财务省、金融厅对资金自由流动心存畏惧，其理由只是在于支配力问题。即便如此，最不可思议的是，官僚对金钱的轻视让人难以置信。陷入如此巨额的贷款、不良债权、股价暴跌，正常情况下几乎是要惊恐地叫苦连天了，但日本的官厅却看似镇定自若。就像浸在蜜水里长大的富家千金一般，对于金钱毫无意识。因为只要有需要，无论何时父亲都会给她。

　　江户时代的商人并非是漠视金钱的富家少爷。井原西鹤如此告诫道：

　　“储购引起的蚀本和冶游的靡费年积月累，昔日才智也似樱花殒落，红叶锦缎成褴褛之身。人之盛衰荣枯犹如四季流变，结局亦可能沦落乞丐。生气也不起作用，穿着红叶锦缎者也衣衫褴褛，如四季变迁，人身也有盛衰荣枯，结局亦可能沦落乞丐，但正如谚语所言：‘乞丐无传承’，因为任何人皆可能沦为乞丐。每思及此，人们必须对自己的家业拼命努力、毫不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