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对世界高等教育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其服务社会的精神。绝大多数美国学生，在学期间都打过义工。这不仅仅是做好事而已，也是其大学教育的一部分。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大部分都没有这样的经验。 中国的中产新贵教育孩子，注重的是选择好学校，把教育职责全推给老师，用当今时髦的经济术语说，就是教育“外包”。美国的中高产阶级，则认为一切都可以“外包”，但自己孩子的教育不能“外包”给别人，一定要自己监督。这种对谁也不放心的态度，建筑在独立的家庭价值之上。
所谓弱势阶层，是由经济环境和文化行为两方面造成的。“经济平权”的目标，是为弱势阶层创造机会平等。但文化行为的改造，则要靠劳工阶层自己。过去欧洲的贵族，靠的是家徽、爵位、世袭的特权和遗产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如今美国的精英，则靠考分、大学的学位、领导世界开拓经济和科技前沿的个人素质来出人头地。美国的中高产阶级，正在创造一种培养这种素质的文化。他们的孩子，在教育竞争中，不仅有金钱上的优势，更大的优势恐怕是他们的父母本身就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美国的白人男性，压倒性地支持布什。布什动不动身着牛仔装，模仿的正是传统美国男子汉的气概。可是，他那位看上去斯斯文文的父亲，打仗没有二话就上沙场，他却逃了“越战”，被人称为“草鸡鹰派”（chicken hawk）。他对暴力有偏好。但是，年轻时离橄榄球最近的时刻，就是当啦啦队长。那个称别人是“女人气的男人”的施瓦辛格，靠吃药当了世界健美冠军，给美国社会留下的一大遗产，就是类固醇在青少年中横行。
保守主义时代杰弗逊与亚当斯之争，实际上也预示了后来的美国总统政治。林肯上台后终于使南北双方兵戎相见。在此之后，1960年的肯尼迪与尼克松之争，2000年的布什与戈尔之争，2004年的布什与克里之争，也都火药味十足。也正因为总统政治背后有着如此紧张、甚至丑恶的政治争斗，使国家陷入分裂，这就更加要求就职典礼为人们提供一个超越这一残缺的现实的机会：尽管我们如此互相仇视、水火不容，但是，让我们一起来重温我们的共同理想，让我们想一下我们走到一起的理由。
在国际上，美国因为过度恐惧苏联的军事力量，和苏联展开了核竞赛。而乔治·凯南于1952年被任命为驻苏大使，他一上任就被到处跟踪，愤怒至极，在欧洲被记者问及在苏联生活的感受时，干脆说那里的日子和在纳粹集中营里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在莫斯科他还能够在严密监护下上街走走，这一下得罪了斯大林。他马上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迫离任。在此之后，他很快被意见不同的国务卿杜勒斯挤出外交界，此时才50岁。退出官场后，他精力旺盛，不停地著书立说，在广泛的外交事务中发言，成为美国国际事务方面重要的意见领袖，并为分析“冷战”的历史，提供了权威的声音，一直到1990年代还十分活跃。
现在的中国，哪个大学能够成功，就在于哪个大学能够把自己精心包装、获得官僚的首肯和大量的国家经费。大家一天到晚在媒体上炒作，根本没有躲开公共舆论、埋头试验新的教育原则的精神。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教授们粉墨登场，把国家投资渲染为大学成功的关键，利用民族主义的大国情怀为自己寻租。大量的国家拨款涌向北大、清华等几个大学。我们遵循的无疑是欧洲的失败模式，根本不是美国模式。看看历史就明白，这样的模式，早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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